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再审视

自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后,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一种新范式。然而,余英时把梁启超的＂反理学＂说评论为外缘因素,把钱穆的＂每转益进＂说评论为汉宋对峙的叙述,从而凸显＂内在理路＂说的创新性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三种说法都是基于学术自身发展所提出的看法,是内在分析的不同形态。在内在分析的前提下,梁启超侧重清学的创造性,钱穆侧重理学的延续性,余英时侧重＂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动性。从某种程度言,三者还存在着层层深入的递进关系。

钱穆先生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本文通过详细梳理钱穆先生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著，既对其一生孜孜于清代学术的探究历程分为四期做了展现，又重点探讨了他对清代学术史中一些重要问题（如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关系、清代学术的分期及其评价等）的认识与变化，并进而揭示了其之所以倾心于清代学术的中心取向与基调。我们认为，钱穆先生对清代学术的关注既一以贯之，又视野宏阔；他的诸多认识与论断，不惟有力地推进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而且为学界提供了一种解读范型。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