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毒品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以温州市为例

构建市域毒品治理现代化体系对特定区域、空间对象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当前毒品治理的社会化、增能机制形成、结构优化耦合需要进一步加强,缺乏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主体引领、动力驱动、社会协同、个体互动、体系整合的机制支撑。温州市在毒品治理过程中,坚持党建引领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过程民主式的双向互动,推动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内在互动演进、相互增能,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毒品治理现代化共同体。基于市域毒品治理探索实践创新,提出以区域实践为基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统筹资源优势、全周期枢纽治理等治理机制,从而优化毒品问题治理体系,系统科学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高基层毒品问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体两翼”戒毒社会化助推市域毒品治理能力提升——以曲靖市为例

曲靖市自2020年4月被中央政法委确定为全国第一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城市以来,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巩固强制隔离戒毒实际效果,健全戒毒治理体系。曲靖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持续坚持规范管理、科学戒治、延伸帮扶等举措,在助力社区康复人员操守保持,提升强制隔离戒毒效果,拓展场所戒治成效等方面的效能不断凸显。但在探索实践“一体两翼”戒毒社会化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市域毒品问题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毒品治理社会化的内涵与实践向度

毒品治理社会化是实现传统毒品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毒品治理社会化内涵是在政府领导下,以政法机关为骨干,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协同合作、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毒品社会化治理模式。毒品治理社会化应当从构建多元共治毒品治理组织架构、夯实毒品治理社会化法规基础、进一步提升全民防毒意识与能力、充分发挥毒品治理社会力量作用、科技助力毒品治理社会化五个方面积极推进。

四川凉山毒品治理常态化机制研究

四川凉山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毒品问题严重区域之一。2018年以来,通过搭建毒品治理体系、深化区域缉毒合作、打响禁毒脱贫决战、营造全民禁毒氛围、做强基层基础支撑等举措,凉山禁毒工作取得重大成效。但凉山毒品治理转入常态化不仅要遭遇经济、交通条件落后等常规性因素制约,还要遭遇根深蒂固毒品亚文化、毒品问题历史久远、土壤深厚等因素的影响。要实现凉山毒品问题常态长效治理,需要从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教治为主六个维度全面构建毒品问题治理常态化机制。

毒品治理的法经济学分析

毒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毒品治理的成效如何,事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目前我国的禁毒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面对复杂多变的毒品市场,本文试着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对现行毒品治理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及其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实现毒品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毒品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作为毒品治理政策过程重要环节的毒品治理绩效评估适合运用事实评估的技术路线,事实评估离不开评估指标的设计,但是我国在毒品治理绩效评估指标研究上几乎是空白。构建毒品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充分理解不同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建立起基于政府、毒品滥用者与毒品违法犯罪分子等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泛目标群体立场的包括毒品滥用控制、毒品危害控制、毒品治理效率、毒品滥用者压力、毒品犯罪分子处境等要素指标的指标体系。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毒品治理问题探析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是世界上毒品种植生产、走私、贩运等犯罪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严重威胁到次区域和各个国家的安全。严峻的形势和复杂的毒品问题,对中国外交布局以及实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合作产生严重影响,并对国家之间谋求互利共赢的合作意向带来制约。如何有效遏制次区域毒品犯罪蔓延,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6国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挑战。从实践来看,国家跨境合作是成功遏制毒品问题恶化的重要途径。合理有效的毒品治理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关系变动之间表现出综合治理、跨流域互动的特征。本文认为,通过深化改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毒品治理模式,优化次区域合作,可刺激次区域毒品治理主体互动频率的提高,提升次区域毒品治理的成效。

中国特色的毒品治理之路:历史、现实与攻坚

鸦片战争的警钟提示我们必须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改革开放后的毒情泛滥与毒品治理环境"今非昔比",面对毒品治理之艰难,既要借鉴新中国毒品治理的宝贵经验,坚持党对毒品治理工作的正确领导,发挥毒品治理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又要提高新时代的毒品治理能力,建立"预防-打击-处罚-帮助"一体化的中国毒品治理体系,突出教育预防,控制毒品源头,阻断毒品需求,加大打击和处罚毒品犯罪力度,对戒毒康复人员实行人文关怀,走中国特色的毒品治理之路。

四川凉山毒品治理特色之路的形成与完善研究

面对四川凉山的毒品问题,凉山州委、州政府坚持“政治首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毒品治理理念,全面开展“毒品治理凉山行动”,禁吸戒治新体系全面建成,禁毒宣传教育新格局全面形成,禁毒治理新机制全面建立,禁毒社会化法制建设全面推进,禁毒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毒情形势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一条既符合中央、省毒品治理精神和要求,又具有凉山特色的新时代毒品治理之路逐渐形成并日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毒品问题仍然严重。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毒品治理工作,在三年内迅速、集中和较为彻底地清除了为害百年的鸦片烟毒。人民政府政治廉洁、组织高效,查禁政策宽严相济、行之有效,宣传动员广泛深入、全民禁毒,是北京市毒品治理成功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背景下的毒品治理政策分析

毒品问题的严峻性和跨国性使毒品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风险课题。以法律模式、疾病模式与娱乐模式3种吸毒问题定位为诊断起点,国际社会关于毒品管制方式,经历了减少供给、减少需求、减少危害及自我控制4种不同策略的探索,减少供给策略以法律模式为指导,采取严厉司法惩治模式;减少需求、减少危害则基于公共健康原则,以疾病模式为指导;自我控制却是基本娱乐模式的判断,鼓励吸毒者自我治疗或康复。鉴于毒品问题全球化的扩展,统一的毒品政策转向成为国际毒品管制的发展趋势。

中美澳毒品治理的“最佳实践”评述

全球毒品形势持续恶化,毒品问题危机四伏。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毒品问题也同时呈现出全球范围内的趋同化特征。这使得世界各国在毒品治理政策上的差异性正在不断缩小。但在三大国际禁毒公约的框架下,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从司法惩治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到以公共卫生为导向的治理模式,风格迥异。评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毒品治理模式,解读两国应对日益严峻的毒品形势所采用的不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毒品治理“中国实践”模式:1.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走群众路线是中国毒品治理“最佳实践”的优势;2.加快论证完善“六全”理论体系是中国毒品治理“最佳实践”的理论内涵。

中国毒品治理与国外毒情发展

这是英勇与癫狂的对决,人性与金钱的较量,救赎与陷落的争锋,这是一处常人难以窥其一斑的战场一一禁毒!与毒贩斗智斗勇的民警、激烈的枪战以及无畏的流血牺性这一切不仅仅存在于电影中,现实中也不曾停止过!在中国近代史中,鸦片烟不仅毒害了个人、家庭,更破坏摧残了整个国家,血与泪、耻与辱让我们深深地明白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坚定不移推进毒品治理深化禁毒斗争

文章首先对目前我国毒品治理的现状予以客观呈现,其次深入分析我国毒品治理效果的成因,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应如何整合毒品治理资源,建立科学毒品治理机制:强化主管机关职能,整合毒品治理管理资源;理顺毒品治理体制,整合戒毒康复机构资源;加强部门协同作战,整合毒品治理社会资源。

良法善治与合作共治的毒品治理探索——我国2020年禁毒研究观察

为了解国内禁毒研究现状、剖析研究热点、展望研究趋势,更好地服务于禁毒理论的发展和实务需求,助力于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我国2020年禁毒研究文献和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从文献收录、图书出版、学术会议举办、科研项目立项、研究机构表现等五个方面回顾总结。发现学界围绕着良法善治和合作共治的毒品治理主题进行了探索,集中于毒品犯罪治理的深入研究和域外毒品治理的经验介绍。由此,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禁毒研究向毒品治理深入探索的走向仍将继续,而大麻及工业大麻的监管、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成瘾物质的防控则极有可能成为考验中国特色毒品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热点。

持续开展禁毒严打整治 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 2020年全国禁毒工作成效显著

据4月30日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2020年,全国禁毒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禁毒工作,持续开展禁毒严打整治,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2万名,缴获毒品55.5 t,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减少30.6%。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全国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平均达96.96%。

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以毒品治理现代化为基点

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运动式禁毒、改革开放后“打”“管”式禁毒、《禁毒法》实施后毒品治理法治化、新时代毒品治理现代化共四个阶段。虽然毒品治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严峻的毒品治理情势。目前我国毒品治理政策还存在“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未完全形成、重刑治毒刑事政策的长效性治理效果有限、毒品治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从政策体系化、处罚理性化、评估标准化三个方面,即完善“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将“依法严厉惩治”政策转化为“严格执法,依法打击”、细化毒品治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以实现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

暗网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暗网中的毒品犯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交易过程高度隐匿而追踪困难;交易平台再生力强而难以根除;产业链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在管辖权立法、金融和物流监管政策等方面不统一。面对暗网毒品犯罪的席卷之势与治理困境,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技术研发,在法制和技术层面强化对暗网毒品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对暗网交易、支付结算、货运寄递等环节的监管以及传统侦查手段的运用,对暗网毒品犯罪实施有力打击,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双链条治理。

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的系统解读

新时代的十年中,习近平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创设了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的重大理论命题。其逻辑基础表现为三个维度,实践基础源于习近平主政地方和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理论基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方法、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历史基础源于对中国禁毒文化和党的百年禁毒经验的深刻总结。习近平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涵盖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共建共享共治理念下的多元主体建构、“五维”治理的基本方法和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目标的新时代内涵。面对新征程新挑战,要始终以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以“打防治”一体化模式深入开展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以良法善治提升毒品问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以构建禁毒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毒品问题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持续推进新征程中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后撤军时代阿富汗毒品问题治理的挑战及我国应对策略

阿富汗有着“亚洲十字路口”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但它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其国内复杂的毒品问题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经济发展。阿富汗毒品问题恶化除了受气候、地理、宗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干预也不容忽视。苏阿战争期间,美国帮助阿富汗大搞毒品经济获取战争经费,给阿富汗树立了错误的经济导向。9·11事件后,美国虽然以反恐的名义在阿富汗驻军,但却将战略利益放在首位,漠视了阿富汗国内普通群众渴望和平稳定的诉求,不但没能缓和阿富汗国内紧张局势,反而帮助阿富汗恐怖组织发展毒品贸易,致使阿富汗国内的毒品危机持续恶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既涉及两国利益,又会影响到未来我国及其周边国家对阿富汗的应对政策,因此综合分析阿富汗毒品局势,不仅有利于改善阿富汗毒品问题现状,也有利于维护未来地区稳定和国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