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毒品法庭实践对未成年人司法的启示与借鉴

美国毒品法庭实践作为传统刑事司法体系下的模式创新,在控制与减少毒品犯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美国毒品法庭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在适用对象、理论基础以及诉讼模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借鉴美国毒品法庭实践中的相关做法,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思路,助力未成年人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

论“毒品法庭”制度的内涵、检讨与本土化表达

毒品法庭制度的创新在于对毒品犯罪和成瘾医学的深入研究后发现犯人与病人身份的识别与融合,并在“病犯”身份引导下,以医疗戒治为中心,透过合作式司法程序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化处遇。在充分发掘毒品法庭制度的内涵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揭示刑事政策变迁背后的价值导向,并从制度构造上提出思考。以期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内部调整之下,建构本土化的毒品法庭制度,以解决我国日趋严重的毒品犯罪问题。

社区戒毒制度的反思与改良--以“毒品法庭”为视角的考察

社区戒毒制度的创设初衷,在于通过合理的标准甄别不同类型的吸毒者,在体现吸毒者"病人"身份的基础上,以较为轻缓的社会内处遇作为强制性戒毒的替代措施。与之相仿,"毒品法庭"也以多元化主体解构传统法庭组织作为制度前提,在保障刑事司法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裁量的多样化来吸纳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实现吸毒者平权化的处遇。二者都是在检视强制性戒毒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构建的社区处遇制度,且均以"问题解决"作为制度设计的主要诉求。但由于制度内涵与法律传统的差异,"毒品法庭"着力于在司法体系内追求执行的实效,而社区戒毒则侧重在行政体系内依赖行政权的扩张,二者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运行轨道。以"毒品法庭"为视角进行考察,对于检视和完善我国社区戒毒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毒品法庭的透视与思考

毒品滥用问题在美国已被列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点议题之一。纵观美国毒品政策,人们惯以"公共安全观点"抑或"公共卫生观点"的二分法将成瘾者划分为"犯人"或是"病人"。然而,单纯采取刑罚措施抑或医疗戒治手段都不足以遏制毒品滥用与再犯问题,故美国司法实务界开始尝试撷取二者之长,设置毒品法庭。由法官负责召集心理、医疗、社工等多领域专家,秉持社区处遇理念,由法院持续对成瘾者戒治情形加以监督,视其表现给予奖惩措施,帮助其戒除毒瘾和回归社会。该司法创新经证实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故值得详加研究。文章回溯毒品法庭诞生的政策背景、透视其运作程序和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

美国少年司法的新发展:少年法庭与毒品法庭

在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世界范围内,美国于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库克郡率先成立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正规未成年人法院。时隔近百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未成年人犯罪急剧增加,尤其是毒品犯罪(纯古柯碱)、与帮派相关的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极大道德恐慌,美国进而实施了"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硬立法。"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硬法律,改变了法院的司法程序,表现为少年法院中又添新丁:少年法庭和毒品法庭。

澳大利亚毒品法庭研究

澳大利亚毒品法庭的工作职责是启动各治疗方案,监控各治疗方案实施,建立确保各治疗方案施行的工作机制。通过对澳大利亚毒品法庭在各州的运作和我国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分析可知,在对非监禁刑涉毒罪犯的监管改造中或者对社区戒毒人员的治疗工作中,多部门合作机制需要加强;监管与治疗相结合方法需要加强;需加强社区矫正或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

美国少年毒品法庭制度探析

美国毒品法庭制度已发展多年且趋于成熟,其衍生的少年毒品法庭制度旨在帮助涉毒青少年解决戒断康复问题。有别于其他毒品法庭制度,少年毒品法庭制度强调青少年主体的特殊性,通过惩戒、治疗、帮扶和矫正等多项干预措施,发挥高危人群毒品防范和戒毒人群回归社会的双重作用。我国青少年涉毒问题低龄化、复杂化趋势明显,借鉴美国少年毒品法庭制度的理念和做法有益于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禁吸、戒毒工作的效能。

美国毒品法庭及其启示

毒品法庭或戒毒法庭是美国社区矫正中最有效的矫治方法之一。它是一种专门针对具有酗酒和毒品依赖问题的犯罪嫌疑人,成年和未成年罪犯及享有儿童福利的父母的转移督管或矫正机制。这种机制旨在通过犯罪危险及需求评估,司法互动,监管,累进的惩罚和激励,治疗及其他各类康复服务等减少吸毒复发和重新犯罪。毒品法庭一般有司法各部门及其人员的参与,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社区矫正官、社会工作及各类治疗服务专业人员。他们的参与通常是合作而非控辩式的。美国毒品法庭对中国社区矫正和戒毒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在防毒、戒毒中应当强化多部门联动,治疗和后续一条路,加强人员培训和科学评估。

美国毒品法庭运行模式探析

美国"毒品法庭"运行20余载,从最初对失控的毒品犯罪的"权宜之计"发展到遍及全美各州的规模。其中最普及的成人毒品法庭有三种模式,一般适用于吸毒成瘾非暴力性的涉毒犯罪者。法官领导治疗项目组,积极、整体性地处理司法案件并首要解决犯罪背后的毒瘾问题。盛行的"审判后延期判决模式"对毒品犯罪的改造及其法官特殊角色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澄清争议,并对未来发展之路予以改革。

美国毒品法庭制度分析与启示

1989年,美国弗洛里达州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法庭。目前,美国毒品法庭遍布各州,数量已达3 100多个。毒品法庭制度以治疗性法理学为理论基础。毒品法庭工作团队由跨学科多领域专业人员组成,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戒毒治疗人员等。吸毒犯罪人员经批准可参加毒品法庭戒毒项目。毒品法庭通过非对抗方式从事司法戒毒工作。该戒毒模式将戒毒行为与刑罚相结合,表现好的戒毒者可获得减免刑罚。毒品法庭项目分人员接收和戒毒两个阶段。美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毒品法庭经验,并将此经验上升为指导性文件。毒品法庭在戒毒和减少犯罪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借鉴毒品法庭经验或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戒毒制度。

域外毒品犯罪治理与我国戒毒模式的转型

目前我国的戒毒措施主要有四种模式,实践中以强制隔离戒毒为主。而随着封闭性戒毒模式在降低再犯率方面呈现弱效性,我国戒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逐渐显现,例如禁毒社工数量与医疗机构参与程度不到位、戒毒人员基本权利难以保障等。完善我国的戒毒制度,应当在保留惩戒性的基础上,回归其医疗服务定位,可以借鉴美国毒品处遇制度之合理思路与实务经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重新设计毒品犯罪处遇模式,推动医疗机构等多方参与,建立健全个案管理制度,规范审批模式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吸毒人员的人权保障。应当完善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戒毒康复的衔接机制,加强社区戒毒的资源整合与队伍建设,推动技术融合与信息共享。

美国青少年“管制物质”滥用犯罪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简析

当今美国司法体系为应对国内青少年因普遍的物质滥用所导致的严重犯罪等社会问题设立了专门的青少年毒品法庭,而对于这一司法举措的利弊分析需要建立在若干前提概念的厘定与分析基础之上,如易滥用物质的界定,特别与传统毒品之间的关系;与物质相关的犯罪与传统毒品犯罪的关系;与专门毒品法庭的运作机制与绩效评价标准等。只有从对药品滥用的前提批判入手,才有可能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对美国青少年药品滥用问题的现状、成因以及对策这一动态过程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加以明析。

比较视野下戒毒理念的转型之路

各国在戒毒模式的探索和发展中,体现出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特点,彰显许多共性特征。首先,在戒毒目标定位上,随着对吸毒者的定位从"违法者"逐渐转变为"特殊病人",戒毒工作的立场也从强调惩罚的"道德模式"逐渐升级为着重治疗的"医疗模式"。其次,在戒毒方式选择上,戒毒工作具有惩戒与福利双重属性,强制性戒毒逐步淡出主要戒毒模式选择,以治疗社区和毒品法院为代表的开放式戒毒模式发展迅速,通过侪辈互助或司法监督的方式实施自愿戒毒,强调吸毒人员的再社会化。再次,在戒毒配套措施上,过去对吸毒者的定位忽略了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身份,剥夺了其应享有的社会政策中的公共救助权利。近年来,多国加大力度为吸毒人员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援助和社会服务,实现吸毒管制与权利保障的平衡。上述戒毒理念的转型之路体现出人们对吸毒行为认知的科学化,渗透着对戒毒工作执行状态的理性反思,其有益成分值得我国吸收和借鉴。

我国戒毒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多重价值参数分类法的引入

社区戒毒、康复体系和国际上的“毒品法庭”各有其优势和不足,故有效的戒毒体系也需要转型——实现刑事程序的多元化价值和目标:多重价值参数为综合、平衡多元价值和目标提供了定量分析,有利于帮助立法者和司法人员调整戒毒体系、理性选择适合个案的戒毒模式。

美国“问题解决型法庭”考察

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法院系统悄然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问题解决型法庭的广泛设立。该类法庭以针对性地解决导致被告人犯罪的具体原因为目的,通过对被告人采取个别化的司法处理手段,减少再犯率,促使其回归社会。问题解决型法庭与传统的刑事法院有着较大的差异,展现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最新发展趋势,值得详加考察和研究。

有吸毒史罪犯的矫治：美国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几年来，我国毒品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狱内有吸毒史罪犯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如何有效矫治有吸毒史罪犯是当前监狱管教工作中的一大难点。美国对有吸毒史罪犯的矫治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禁毒法》修订背景下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完善(上)——基于多地戒毒工作实证调研的思考

国家禁毒办于近日启动了对《禁毒法》的修订工作,强制隔离戒毒作为《禁毒法》确立的三大基本戒毒措施之一,立法原旨在制度层面上落实不佳,亟待通过《禁毒法》的修订协调两者关系。例如收戒力度过大导致社会化戒毒措施萎缩、戒毒周期固定难以进行分类处遇、医疗卫生部门参与不足缺乏科学评估、戒毒执行主体分离导致衔接不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存在立法空白等等。借鉴境外戒毒立法经验,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完善的基本方向是:戒毒决定程序司法化、戒毒周期制定弹性化、戒毒管理机构一元化、戒毒执行过程医疗化、检察机关监督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