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化时代毒品问题的高效能治理

毒品犯罪网络化的特点愈发突出,这是数字化时代技术进步在犯罪领域的自然响应,但当前毒品治理仍沿用传统“面向物理空间”的介入模式,已无法适应数字化时代毒品犯罪的发展演变特性。厘清“数字化—高效能”耦合机理,寻求毒品问题高效能治理的实现路径,是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治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应有之义。以“网络空间系统性治理”为主要途径、“技术与制度互嵌运行”为主体框架,“多中心协同治理”为基本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逻辑。具体来看,应当强化动态、开放、多维的禁毒理念,破除传统单向治理模式;推进禁毒技术手段创新发展,提高治理效率;完善禁毒制度,实现对技术发展的促进和规制的“二元目标”;优化多元禁毒主体协同共治模式,激活治理效能提升的内生动力;构建数字化禁毒效能评价长效机制,增强治理效能提升的外生动力。

全球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演变与完善研究

全球视野下传统的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现实困境是过度的禁止和刑事化政策;国际合作和公约的乏力;传统毒品治理政策的治理效果乏力;缺乏有效的毒品治理体系。全球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完善思路:从惩罚性治理政策为主导向预防性治理政策为主导转变;从单一的毒品问题治理政策向多元化的毒品问题治理政策转变;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将毒品问题治理由国家主导转向社会共治等。

城镇化进程中毒品问题治理研究

城镇化演进对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意义,但毒品问题亦借助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同其形成互动共生的样态,故厘清城镇化之演进如何影响毒品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西方社会文化的入侵、城镇化个体需求的上升、化学工业的进步以及运输业的发展,改变了毒品需求、供给和贩运关系。因此对于同城镇化演进相伴的毒品问题之治理,应把握城镇化推进所携优势,从构建城镇化居民共治毒品治理体系、增强城镇化居民预防毒品的意识及能力和加快毒品治理科技建设入手。

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的系统解读

新时代的十年中,习近平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创设了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的重大理论命题。其逻辑基础表现为三个维度,实践基础源于习近平主政地方和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理论基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方法、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历史基础源于对中国禁毒文化和党的百年禁毒经验的深刻总结。习近平关于毒品问题治理重要论述涵盖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共建共享共治理念下的多元主体建构、“五维”治理的基本方法和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目标的新时代内涵。面对新征程新挑战,要始终以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以“打防治”一体化模式深入开展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以良法善治提升毒品问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以构建禁毒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毒品问题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持续推进新征程中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阿富汗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战后重建中阿富汗面临国际与国内矛盾突出的双重挑战。阿塔政府执政后需要巩固政权、解决民众贫困、打击毒品犯罪以及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等问题。从目前形势来看,阿塔政府已经实施了禁毒措施,但阿富汗毒品依然严峻,对我国毒情形势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对策:积极开展区域禁毒合作,完善区域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打击毒品犯罪能力,进一步阻断毒品犯罪有利条件;加强新疆及广东省毒品打击力度;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打击毒品方案的形成。

乡村结构与社交异化:云南L市M乡毒品问题实证研究

云南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毗邻缅甸东北部而成为禁毒工作最前沿。自然地理、民族迁徙、文化交融等多重原因造成该地区特殊的民族—乡村结构和民族—地理环境。环境—社会结构的多样性、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带来的压力、基层社交网络的特殊性等因素对边境民族乡村禁毒工作产生影响。禁毒工作应在坚持国家禁毒政策前提下,充分结合地方特点运用综合治理措施,强化基层社会自身的风险免疫力,将边境民族乡村打造成为毒品渗透的屏蔽区。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云南边境农村毒品问题对策研究

连接云南和缅甸的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我国直达印度洋第三国的重要大通道,对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以来,国内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一定遏制,毒情态势持续好转并得到巩固,但云南边境农村涉毒违法犯罪活动仍处于局部上升态势。分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背景下云南边境农村禁毒工作现状和难题,旨在为打击、控制毒品在边境农村地区蔓延提供对策,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保障边境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提供思路。

境外毒品问题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毒品犯罪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威胁,来自"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的毒品泛滥,给我国及周边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安宁与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面对毒情形势在地理区位、生产数量、加工品种、贩运手法、组织结构、藏毒方式、抓捕形势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我国应从加强禁毒国际合作、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等方面入手,坚决遏制住毒品蔓延发展的势头,维护国家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毒品问题的质变与禁毒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死灰复燃。文章通过对各项评估指标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疆毒品问题正在悄然质变,并由此引发了新疆禁毒工作在禁毒体制机制、堵源截流、预防教育、禁吸戒毒及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论阿富汗民族、部落因素对毒品问题的影响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和一个部落文化盛行的国家,阿富汗的民族与部落问题非常突出。同时,尽管在禁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依旧十分严重。民族、部落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必需考虑到阿富汗的民族与部落问题,否则毒品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历史考察

罂粟种植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随着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地区性交往向全球性交往的转变,罂粟种植与鸦片的使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阿富汗出现鸦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阿富汗毒品问题产生,在此后20余年的内战中毒品问题进一步发展,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对国际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阿富汗现代化的挫折是毒品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阿富汗独立不结盟地位的丧失是毒品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适宜的气候条件则是毒品问题形成的必要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阿富汗毒品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只有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毒品问题的社会学透视法

毒品问题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独到见解和视角即透视法,且各种理论方法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这些独特的视角形成对毒品问题的五种透视法,分别是:社会病理透视法;社会失控透视法;价值冲突透视法;越轨透视法;标签透视法。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解决毒品问题有着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广州毒品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

广州毒品问题严重突出的原因是：（一）经济发展因素。广州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毒品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二）地理环境条件。广州毗邻港澳及广西、云南两省，交通发达，是国际贩毒集团在中国的最大的毒品中转站，是国内毒品的重要交易场所和消费地。（三）历史余毒影响。广州历史上就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四）个体素质制约。吸毒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精神空虚，享乐主义膨胀。（五）禁毒对策滞后。具体表现为对策意识滞后；立法对策滞后；禁毒措施滞后。

阿富汗鸦片种植及毒品问题现状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2010年鸦片种植量较2009年没有变化,但产量大幅降低,鸦片的市场价格则增长很快。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也是塔利班和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最活跃、安全状况最弱的地方。阿富汗毒品问题受极端组织、腐败和部族势力的多重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仍将是阿富汗重建的重要障碍,并将继续给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加强国际合作是目前最有效的禁毒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民,仅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上解决了肆虐中国百余年的烟毒问题,把烟毒弥漫的中国治理成为举世无双的无毒国,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由于旧中国西北是仅次于我国西南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该地区烟毒泛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活动仍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从1950年到1952年,西北区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人民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西北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成为禁毒奇迹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后塔利班时代的毒品问题与阿富汗政治

阿富汗毒品问题与该国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苏联入侵带来的战乱与政治失序是阿富汗毒品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塔利班倒台后,中央政府微弱的政治权威、美国反恐战略的刺激、毒品之于各涉毒群体的角色转换等原因造成毒品问题在这一时期继续恶化。同时,毒品问题为阿富汗政治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助长政治腐败、地方军阀与部落势力坐大、塔利班与恐怖主义再活跃等。阿富汗毒品形势所发生的新近变化尤其塔利班在毒品活动中的角色转换,将使该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对阿富汗政治走向也将产生微妙影响。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云南边境毒品问题分析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8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金三角"一直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云南是"金三角"毒品向国内走私内流的主要通道,也是全国禁毒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变迁与国际形势变化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安全观的提出,是适应新形势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当前云南边境毒品形势比较严峻,毒品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只有认清毒情,有效应对和治理毒品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才能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关于毒品问题及其禁毒工作的若干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毒品问题正在蔓延发展。当前的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禁毒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禁毒形势十分严峻。吸毒品种由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转变,贩毒过程"大哥级"人物幕后操纵,低龄化特征明显,从隐蔽趋向公开,从公共娱乐场所由出租房蔓延。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禁毒工作应当根据当前毒品犯罪严峻的形势,严格按照《禁毒法》的规定,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提高发现毒品犯罪的能力,加强阵地控制,对涉毒人员进行动态管控,构建禁毒工作新机制,普及禁毒知识,堵截毒品来源,遏制吸毒人员,逐步减少和消除毒品危害。

四川毒品问题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销声匿迹的毒品在四川再度死灰复燃,并呈迅猛蔓延之势,危害日益严重。为遏制毒品犯罪,我们必须全面了解和把握四川毒品问题的现状和特点,准确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禁毒对策,以使我省禁毒工作能够尽快走出“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