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困境与出路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实效与立法目标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实践中表现为中国法院的弱排除模式与消极排除状态。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行立法条文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中国的司法背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会产生磁滞效应,而且中国与美国的法院系统在司法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所以中国法院不能像美国最高法院那样通过个案裁判方式来积极地排除违法证据。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其历史经验,但也有很多教训。如果中国想要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有必要引入美国的预防性制裁理念与"毒树果实"规则,其次,中国法官应当综合运用强制排除模式与裁量排除模式来排除违法证据,最后,立法机关才是制定"排非"标准细则及吓阻警察违法取证的最佳机关。只有综合运用这些措施,才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排非"模式。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二十年:现状、反思及展望

经过20年左右的探索性运行,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面临着制度困境与运行实效上的尴尬。仅仅对规则进行解释与法理论证,难以真正变革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无论是中国当下的法教义学还是法律实证分析方法,均难以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司法机关产生深远影响力。中国"排非"规则的运行,应当通过多元化的改革举措来保证其实施。法院可采用更严格的排除标准,立法机关应当制定更细密化的排除细则,同时采用其他替代性司法机制及强化检察监督,才能使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付诸实效。

非法证据排除：实效与改进——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的试点运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的出台,旨在规范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以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有效防范冤错案件。随着该项规程的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绩,促进了庭审实质化的提高,但也曝露出一系列问题,典型者有非法证据的界定不明确、侦查人员出庭遇有诸多障碍以及'当庭裁决原则'面临的诸多质疑等。应当对试行中反映出来的难题和困境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审慎对待未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证据,对欺骗、引诱取证及毒树果实等进行厘清,明确出庭侦查人员的身份和地位,坚持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当庭裁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