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食品”现象可以消除吗?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自三鹿奶粉事件以来,"毒食品"现象似乎愈加层出不穷,成为重大热点民生问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综合考量"毒食品"现象产生的条件,力图寻找出"毒食品"现象产生的理论根源。然后,根据这些条件逐个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分析"毒食品"现象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或缓解"毒食品"现象的思路或办法。最后,说明了"毒食品"的实质并证明了在中短期内我国"毒食品"现象无法消除。

排毒食品大比拼

专家指出：有些人在吃喝上长时间“放纵”自己，体内就会储存大量的毒素垃圾。如果不能经常清除就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下面10种排毒食品，可以帮助“食神们”吃出健康和美丽!

有毒食品及解救

毒蘑菇:以马鞍蕈误食率高,其内含红蕈溶血素、红蕈毒素等。除能引起胃肠道症状外并能引起溶血性贫血、肝脾肿大等。其潜伏期6～12小时。对这类毒蘑菇引起的胃肠道症状,除洗胃外,应采取对症处理;对其引起的溶血,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偏差与纠正——以203起刑事案件为研究样本

司法实践中通常将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的产品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并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行为人责任。通过样本分析立法变动后至今发生的203起涉西地那非刑事案件可以发现,该罪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当扩张的现象,这不仅使行政治理的范围被压缩,还挤占了药品类罪名的适用空间。对此,应当完善食品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的衔接机制,优化定罪机制,对社会危害并不严重的案件作无罪化处理,并严格把握食品和药品的界限,准确适用食品与药品罪名,避免罪名适用不当。

基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探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成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科学证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除了应确认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外,亦须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的实质进行界定。鉴于当前司法审判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较为缺乏科学性实质依据,易对刑事司法严谨性产生挑战,进而影响行政执法的独立性以及刑事司法衔接效果的稳定性。且科学证据的天然不确定性与刑事司法寻求确定性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特定物质的规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判定宜具备健康危害结果的应然推论、宜在个案中加强基于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建议,为更有效地规制相关犯罪提供参考。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抽象危险犯。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毒或有害食品的司法认定、主观上明知和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证明等问题,应当进行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的一体化思考和安排。

食品亟待“消毒”

1 有毒食品“毒”有多广 目前,大部分有毒食品与油料有关,不少制假者用工业用油冒充食用油加工食品,导致有毒食品流“毒”甚广。1.1 有毒大米 2000年10月下旬,河南省有名的大米产区原阳县桥北乡马井村农民周进京和张全战,分别从山东鱼台购入两批共50余吨大米,加价转卖给同村的王斌。随后,王斌用印有东北大米字样的包装袋将大米换装后,转销广东。到目前,大米是在哪个环节被掺入工业用油的还有待确定,但“有毒大米”是经河南市场流出的。2000年12月13日,“有毒大米”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分析

从本质上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司法适用的过程既是刑罚裁量的过程,又是法官之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流转的过程。法官需要确定犯罪事实,归纳量刑情节,考量法定刑幅度,最后方可形成基本判断。在量刑过程中,法官需要注意该罪的两个法定情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酌定情节,即需要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害性等因素。在刑事责任认定方面,该罪的刑事责任范围为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至于何谓"其他严重情节",法官可考虑累犯、手段恶劣、获利数额巨大、食品流通范围广等情形。

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罚配置之完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刑法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罪名,《刑法修正案(八)》曾对这一罪名作出重大修正,但是该罪名的刑罚配置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重刑主义思想流露,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探析该类犯罪的刑罚配置路径和方法,在进一步完善自由刑、财产刑的基础上,建议增设资格刑。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法体例探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威胁到公共安全。在现行立法体系中,将该罪置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中稍显不合理。若将该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一章的体系之中,从危害公共安全的角度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行为,将会更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行为犯的主观要件——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视角

行为犯主观要件的认定在目前我国的立法背景下是一个难点问题,其困难之处在于行为犯主观上的结果不易认定。文章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研究视角,探索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认定——以全国209份判决书为样本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加重情节中的“其他严重情节”包括“食品数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为探寻该情节的司法认定现状,选取全国209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适用存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适用频率过低、食品数量、持续时间要素缺乏认定标准、非食品原料毒害性与含量要素被忽视的问题。为使“其他严重情节”司法适用能够回应立法期待,应建立分类计算的食品数量计算标准、以一年为界限判断“持续时间较长”以及重视“毒害性”认定,强化司法鉴定意见作用。

警惕! 最易掺毒的15种食品

1.茶叶 警惕：铅铬绿染色,提防颜色太鲜艳。 识别方法：铅铬绿是一种工业颜料,具有毒性,正常＂碧螺春＂色泽比较柔和鲜艳,加铅铬绿的＂碧螺春＂发黑、发绿、发青、发暗;用开水冲泡后,正常＂碧螺春＂看上去柔亮、鲜艳.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明知判断的司法扩张与限缩

2022年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列举事实的方式明确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但是,该推定规则存在基础事实过于宽泛以及与主观明知的关联性不高等问题,混淆了本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在明知对象上的差异,势必导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司法扩张。基于司法解释的有效性,可以从条文规定的推定反驳机制、基础事实的适用限制两个方面,对本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予以适度限缩,平衡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

双牌县5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被依法判刑

近日,双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去年10月双牌县公安局侦办的5起涉嫌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非法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罂粟壳案进行开庭审理,依法判处: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千元;奉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关于向食品中非法加入甲醛有毒有害物质的调查报告

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并且与人们身体健康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人们对食品不再满足于饱腹，提出了色、香、味、形和营养等要求；另一方面，食品加工可谓“雨后春笋”发展迅猛，食品生产经营的渠道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