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第118窟天相图中的“提兜比丘”释读

克孜尔第118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其主室券顶天相图中的“提兜比丘”具有特殊性。是画工将两汉时期流行的毕宿信仰,与对佛教中神通之力的崇拜进行整合后的创造性图像。该图像既体现了信众崇拜雨神及祈雨的诉求,亦表现了禅定僧通过禅定实现神通,从畅游山林之间到畅游天际,进而化身为雨神毕宿的神通化现过程。

从比丘尼律看两晋南北朝时期比丘尼的信仰与生活——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中心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佛教律部经籍被系统地翻译到中国,促进了中国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和发展。虽然比丘尼具足戒严格规定和限制了比丘尼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但是,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原因,两晋南北朝的比丘尼们并不能做到超然世外,她们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和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是很深的。可以说,主动或被动地纠葛于佛教戒律与世俗社会之中,是两晋南北朝比丘尼信仰与生活的重要特点。

六朝江南比丘尼禅修考论

六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快速发展的时期,经典的翻译、教团的发展、僧侣的实修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江南地区成为禅经翻译和禅师住锡的重要区域。江南比丘尼因此参与到禅修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师承上看,彼时江南尼众禅修师承主要来源于罽宾禅法;从法门上看,尼众禅修大多强调禅戒并行,念佛修禅得以往生净土也是重要的法门。

《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

汉文《那先比丘经》是记录希腊裔的弥兰陀国王与那先比丘之间关于佛教教义问答的重要典籍。在《那先比丘经》中明显地存在着柏拉图式的追问和辨析理式这两种希腊因素,也存在着更多的中国因素。经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孝顺这一典型的中国伦理观,并且讲述了逝者如斯、上知下愚、学而知之、大羹不和、临渴掘井等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礼记》的思想观念,安时处顺、知足者富等出于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观念,以及所临唯信这一出于《左传》的思想观念。那先这一名字,含义本来是清楚的,却出现了不少猜测,它们既表也在后人的引述中,也见于经文中。汉译经文的行文特征也与印度和西域僧人的译文有差别。据此,可以认为汉文《那先比丘经》的译者为一位中土士人。

巴克特里亚与希腊化的佛教——以《那先比丘经》为中心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流行,原因在于其一定程度上的希腊化,或者说是传播方式上一定程度的希腊化。《那先比丘经》的流传即反映了这一情况。作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沾弥利望群和弥兰王并不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具有多么高明的佛教智慧而心悦诚服,而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与古希腊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弥兰王所接受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反映出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在巴克特里亚所出现的一种多重向度、错综复杂的融合情况。

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

唐代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大量女性走入了比丘尼的行列。当时比丘尼队伍主要由出家的比丘尼、挂籍寺庙的比丘尼和私度的比丘尼三部分组成。唐代女性要想获得僧伽资格必须经过两次受戒,即沙弥戒和比丘戒。唐代的大德尼已经获得了为女性出家者授具足戒的权力,一些大德尼还代表政府为人剃度。比丘尼们积极从事写译、造像、讲经等弘扬佛法的活动。比丘尼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日常的持戒、诵经和不定期的抄经、写经、造像等,她们的很多功德活动都围绕着寺院进行。比丘尼也经常举行讲经活动,出身士族、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比丘尼所讲多为僧讲。社会下层也有比丘尼的讲经活动,只不过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往往被迫中止。

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本文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回顾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丘尼:另类世界中的女性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丘尼生活

比丘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群体。比丘尼虽因多种因素出家为尼,但是基本上都与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密切相关。比丘尼的生活可以出家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她们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都标榜了外在社会赋予她们的道德规范和要求,她们的社会形象是积极的。比丘尼的个人生活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角色同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密切相关。

《那先比丘经》中的譬喻与论辩

《那先比丘经》又叫《弥兰王问经》,其中记录了那先与弥兰王的一系列对话,在介绍《那先比丘经》的时代、版本、那先与弥兰王其人的同时,重点考察本经中关于一般事理和业果轮回的譬喻,以及辩证思维、类推引证、直接定义和避实就虚的论辩艺术和方法。

论六朝隋唐比丘尼风采殊异的时代反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一曲折艰难的过程表现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教在演变中的不同时代特征,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比丘尼也风采殊异。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呈玄学化倾向,僧尼以清谈玄理见长,名尼也深具名士风度;南北朝禅法在南北某些地方初盛之时,一些尼姑则呈现禅意风采;自梁陈滥觞,至于隋唐,佛学受禅学以至禅宗的影响,澄心见性的倾向明显,尼姑同样显示知性重悟的时代风貌。

《法华经》与六朝之比丘尼关系考略

《法华经》于六朝比丘尼中广泛流传、倍受青睐,主要表现为:一、为时之比丘尼广泛诵读,将其视为出家遁入佛门的必备。二、实践其中的教义,如焚身供佛。《法华经》之所以备受六朝比丘尼青睐,源于下述因素所致:一、《法华经》中的某些内容满足了比丘尼之所需,如众生皆有佛性、"八岁龙女成佛"故事等。二、佛陀对《法华经》所给予的赞誉。三、《法华经》良好的受众氛围。四、六朝比丘尼所持的观音信仰。

再读《马丘比丘宪章》——对城市化进程中建筑学的思考

城市化给建筑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生存的基本环境,城市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空间。早在1977年,一群有见识的建筑师和规划学者针对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签署了著名的马丘比丘宪章,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认知和关注点。今天,经历了30多年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已经凸显出当年宪章直指的问题,因此再读"马丘比丘宪章"作为对城市建筑的反思很有意义。

《比丘尼传校注》异文考辨

南朝梁释宝唱撰写的《比丘尼传》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佛教史料。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了王孺童先生整理的《比丘尼传校注》,校注详细精审,然而还有若干处异文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就其中的十余处异文进行考辨。

《比丘尼传》中比丘尼禅修状况略论

《比丘尼传》有许多习禅的比丘尼。她们习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修习禅观的路数,另一类为修习禅诵的法门。比丘尼通过禅定,在娑婆世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和安宁。

5~6世纪敦煌高昌比丘尼的写经与信仰

写(抄)经供养是佛教信仰者修行实践的重要方式。在众多写经者中,女众是其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现存佛教写经绝大多数出土于敦煌和高昌。本文以5~6世纪敦煌高昌地区有明确纪年的23例比丘尼写经题记为研究对象,对比丘尼写经时代背景、经目种类、出现频次、受福对象和祈愿内容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比丘尼写经受到当时敦煌高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地位为她们写经供养提供了物质基础,写经经目选择、题记的书写体、当时比丘尼面临的性别焦虑和生存环境具有密切关系。

佛教和希腊文化的相遇——论《那先比丘经》的问答方法

《那先比丘经》是一部记述希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佛经。那先比丘和弥兰王之间的问答反映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那先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方式和佛教的逻辑紧密相关;而弥兰王从逻辑角度的诘问则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特色遥相呼应。同时,二者又呈现出各自的内在矛盾:那先的经验论证其实质是以无需辩驳的预设作为演绎的基础,而弥兰王的逻辑追问最终臣服于经验性的比喻。这些内在的矛盾,隐约地显现出二者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痕迹。

从《比丘尼传》看东晋至南朝时期妇女出家的原因

从南朝梁宝唱所撰《比丘尼传》中,透露出当时比丘尼出家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普遍崇佛的大环境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原因,如生活贫困、婚姻不幸、疾病缠身等等。

论《那先比丘经》对明清时期净土临终念佛思想的影响——兼谈译本及性质

《那先比丘经》不仅在哲学层面对一切有部乃至后来佛教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宗教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佛教的发展。如"临终念佛得生天上"的说法就深刻影响了净土临终念佛思想,尤其表现在明清时期的净土类典籍中。此类著作在论述临终念佛功用的时候都引用《那先比丘经》作为理论根据,但是多有发挥,明显作了符合净土思想的改造。

唐代比丘尼出家的经济原因探析

近年来,虽然学界在唐代比丘尼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来说,唐代比丘尼的研究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的。介于此,笔者认为,在当下我们应利用不同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等,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诠释。因为,唐代比丘尼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助于对唐代佛教史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佛教史的了解。本文以唐代佛教中国化作为历史大背景,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探析唐代女性出家的原因,以期获取唐代女性的生活图景和历史面相。

东晋南朝时期儒佛妇德观的冲突与融合——以《比丘尼传》为中心

东晋时期,中国女性开始受戒出家为尼。出家为尼女性的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和职责弱化甚至消失,由此引发了儒家妇德观与佛教在孝亲观、性别规范及女性角色期待等方面的激烈冲突,其主要表现是,部分女性出家时遭到家人强烈反对。佛教从理论上指出,出家为尼,既可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又能道洽六亲、荣耀宗族,使得儒佛在孝亲观上达成一致。同时,东晋南朝时期重视女性才华智慧的社会环境使得女性有机会接触佛教,并且自主选择出家,出家为尼后所获的崇高社会地位、良好社会形象使双亲荣耀的事实,也使得部分女性出家不受阻拦,甚至有父母主动安排女儿出家。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戒律与儒家思想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塑造出了一种独立智慧的全新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