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连带责任的叠加责任属性与追偿规则设置

比例连带责任在我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司法实践,亟需完善相关理论。比例连带责任的特点是至少一个债务人只承担比例不到100%的连带责任,同时所有债务人的责任比例之和大于100%。比例连带责任的合理解释是分别的侵权责任之(部分)叠加。其适用存在诸多“后端”难题。应当以“叠加的底端连带型”架构来理解比例连带责任,债务清偿顺序为“自上而下”,即先清偿“自己部分”的债务。100%责任人和非100%责任人之间应设置追偿权的顺位。追偿确定最终责任比例时,存在转嫁模式和分摊模式的区别。计算责任比例时,“对外比例叠加法”似优于“叠加部分均分法”。作为追偿的反向,未足额清偿而对连带债务人进行适度的责任增乘时,直接法优于间接法。

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问题研究

“比例连带责任”作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新型裁判模式,在立法上涉及如何合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问题,在司法上存在如何正确认定中介机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的问题。对于前者,要在规则层面寻找比例连带责任适用的正当性,需要回归侵权责任的理论脉络,重新审视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内的“共同侵权”,发掘比例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对于后者,要在个案中准确认定中介机构的责任范围,则需要以中介机构注意义务的履行状况作为判断过错程度的重要标准,以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的职业定位、专业范围、重要程度等内容衡量原因力的大小。

证券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理论证成及其修正适用

在新近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我国法院逐渐认识到对中介机构机械适用全额连带责任会带来实质不公。为避免证券市场的滥诉和中介机构的寒蝉效应,商事审判中出现比例连带责任的责任形态,即要求责任人员在一定比例内承担连带责任。比例连带责任亟待理论正当性的证成及其适用解释,以切实解决商事审判中的类案问题,其中典型难题包括比例如何确定、内部如何追偿等。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可以适用内地法系侵权法的基础理论,侵权法中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的部分连带责任规则为此可堪大用。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理论的重要性已在环境侵权的立法与司法中得到验证,故而可以充分引入该理论以解决虚假陈述案件中相关人员的责任承担问题。同时,应修正该理论,以形成“外部比例”+“内部比例”的双比例内部追偿规则。

比例连带责任在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的适用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不足以导致全部损害的,在满足“综合关联共同性”时存在连带责任的适用可能。为缓和全部连带的严苛性,我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实质性地引入了比例连带责任,但仅限于特定原因力组合的案型。美国法上的混合责任与日本法上的部分连带责任在原因力类型多样化上的包容经验,为我国比例连带责任有条件地开放适用提供了有益借鉴。比例连带责任的本土内涵为“原因力相当”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构筑其启动条件时无需强调“原因力显著微小”这一要素。比例连带责任的运用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对外向受害人进行比例连带时汲取传统连带责任的部分理论构造双重抗辩,对内向其他侵权人追偿时就实际清偿部分依照原因力比例划分最终份额。

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

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完全连带责任为主,补充责任为辅”的责任形态弊端突显,比例连带责任成为国内法院审理新方向。但是,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同时满足积极要件和消极条件:对于前者,要求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基于意思或可能因果关系形成一体性而构成共同侵权;对于后者,建基于“责任与处罚相当”之法理,主体为保荐人或主观为故意的情形不适用比例连带责任。在适用路径方面,宏观上,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的适用应设置上限,该上限与最终责任采正比设计;微观上,最终责任需要综合考量过错程度、原因力、专业范围等多元因素予以勘定。

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认定模式与体系展开

作为施加于过失虚假陈述人的新型责任形式,比例连带责任彰显比例原则精神、契合激励相容原理、与现行法不存在价值判断或规范矛盾。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21D条(f)规定的比例责任,实质是比例连带责任。在认定比例时,应采识别不同虚假陈述事项的区分认定模式,以过错和因果关系为标准,认定所有对原告损失负有责任之人的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且诸比例相加须为100%。该比例既是比例连带责任之比例,也是其内部责任份额之比例,故在内部关系上,不存在责任大小无法确定的情形,追偿问题依民法典第178条第2款处理。在外部关系上,应采将债务人资力不足之风险全部分配给债务人群体的强保护模式,只要债权人未获全额清偿且存在比例连带债务人的给付未达其比例份额,该债务人就须继续给付。为缓和比例连带责任替代全额连带责任后对投资者利益之冲击,宜使比例连带债务人对自然人小投资者承担全额连带责任,对其他投资者未获清偿部分继续承担总计不超过其比例份额50%的责任。

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研究

中国比例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可解构成责任形态基础及责任适用基础,责任形态基础为多个责任范围不同的真正连带责任的重叠。比例连带责任制度落地可能出现对外责任比例不明、对内追偿权不明的问题,建议完善“中间责任比例”概念,根据行为性质及因果关系程度确定最终责任比例,明确区分主观过错状态为连带或按份,形成“阶梯式”民事责任机制。

比例连带责任之反思:目标、困境及替代方案

在连带责任发生作用的场合,往往因为责任过重而产生滥诉倾向。调和连带责任的方案之一即比例责任。五洋债案、中安科案、康美案皆为连带责任转向比例责任的产物。将所谓连带责任与比例责任杂糅为比例连带责任,归入连带责任的体系,实属不当,不仅颠覆了连带责任的基本法理,而且造成追偿和执行的混乱。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证券虚假陈述之连带责任和比例责任,其实是连带责任、按份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集合体。因此,正视比例连带责任的本质,抑制造法冲动,乃是解决当下证券虚假陈述案件责任形态的破局之道。

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反思与制度完善

当前配套机制缺失现实下,独立董事承担连带责任与其职责义务并不匹配,也背离民事责任的调整目的。基于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难题,根据责任义务匹配、风险收益平衡的逻辑思路,应当建立独立董事主体差异化的宏观责任区分框架与类型化的微观责任认定框架,健全股东大会决议与商业判断规则保护、责任保险与限额赔偿兜底的双层责任限制路径,构建科学合理的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平衡体系。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证成与规范重塑--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191条

债权人利益频繁受公司管理层侵害,董事与第三人产生新的代理问题。在公司法语境下,有过错的董事在直接或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应承担责任。公司正常经营时,过错董事应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司履行不能是董事担责的关键因素;当公司濒危,董事对债权人负有维持财产价值的信义义务,若公司财产不当减损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此时既满足侵权责任要件、亦有承担信义责任的基础,故此阶段过错董事担责是侵权责任与信义责任的竞合。同时董事与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过错董事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由于不同董事权力大小不同,宜对董事赔偿标准差异化设置以平衡董事利益。

论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的连带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因过失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构成共同侵权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连带责任。在此情形下,司法实践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区分为完全连带责任与比例连带责任,创造出“比例连带责任”这一新的责任形式,引发了学界的争议。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无论是基于故意还是过失,均构成共同侵权,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连带责任区分为完全连带责任与比例连带责任,违反了我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规则,也不符合我国《证券法》第173条的规定。比例连带责任混淆了连带责任的对内与对外效力,司法机构在适用该种责任时,很难合理地确立比例连带责任中的“比例”,现有裁判确立的具体比例标准不统一,具体比例与会计师事务所过错的大小也不完全一致。司法解释并没有确立比例连带责任规则,法院也不宜以司法解释作为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的裁判依据,应以《民法典》和《证券法》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审计机构责任新动态——以乐视网案判决为例证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审计机构的责任认定,已经从最初的绝对连带责任向比例连带责任转变,从严厉处罚向过责相当转变。这些变化趋势,一方面源于合乎比例原则的要求,使处罚手段与投资者保护的目的相当,体现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实效应而进行的价值平衡,以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乐视网案是我国证券虚假陈述集体诉讼的重大案件,判决呈现出审计机构责任判断和说理精细化的趋势,有助于审计机构过罚一致,防止“寒蝉效应”。但该案判决在审计机构责任的因果关系阐述、过错判断和定责方面仍存在完善空间,有必要根据不同虚假陈述行为分别认定实施日和揭露日、明确“重大过失”和勤勉尽责认定标准、细化比例连带责任,使责任承担更精细、责任比例更符合实践。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中介机构民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基于类案裁判的实证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2003年旧《规定》作了较多实质性修改,但仍未能全面解决中介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责任认定与承担问题。基于对中介机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两千余件类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司法规律,发现此类诉讼反映出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在责任成立上,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投资者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因果关系适用“欺诈市场理论”,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在责任承担上,中介机构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或比例连带责任,对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行人追偿,中介机构内部亦得以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向责任份额更大的中介机构主体追偿,但内部原因力的认定在实践中较为困难。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现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制度,存在责任形态规定不统一、侵权赔偿的统一范围未确定、勤勉尽责的法律标准界定不清、过错类型划分标准中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区分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因此,为促进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和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确定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形态时,有必要突破传统范式,确立比例连带责任制度;在确定统一的赔偿范围时,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责任应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为限,并在符合损失因果关系理论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得到足额获赔;在制定勤勉尽责法律标准时,应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是判断勤勉尽责的法定标准;在确定过错类型的分类标准时,应细化规定不同的过错程度,界分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并通过制度优化进一步压实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

审计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要件与限缩

为抑制审计机构虚假陈述责任无序扩张之势,防止压实“看门人”责任的异化现象出现,需要进一步探寻审计责任边界以达到责任限缩的效果。对当前审计机构侵权责任传统属性、过错的层次性判断、法律因果关系认定等审计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要件进行分析发现,审计机构虚假陈述仍存在诸多问题,且借鉴域外法经验下的“比例连带责任”不当适用造成审计机构虚假陈述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虚无。有鉴于此,需清晰厘定审计机构勤勉义务责任边界、坚持比例连带责任的有限适用、正确适用原因力理论,探索以合理司法化解决手段推进责任限缩的现实路径。

论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差异,亟待完善。要厘清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首先应当明确证券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在明确两者之间基于信赖构建起特殊信赖关系之后,应进一步分析证券中介机构应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民事责任。从披露信息是否有效、虚假陈述与投资者信赖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证成、证券中介机构履行普通注意义务的标准等角度,重构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让证券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上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繁荣和发展。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侵权责任机制探析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未对独立董事进行类型化区分,未明确独立董事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大都保留着“签字即担责”的行政责任认定做法,并且在比例连带责任下仍存在独立董事过责失当的问题。为准确认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的民事责任,应以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分析现有过错认定标准与归责形态的弊端,结合现实情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职业审慎标准以及限定赔偿制度,合理设计独立董事阶梯式差异化责任承担形态,构建公平合理的独立董事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公司资本流出视域下董事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

本轮公司法修订仍未解决公司资本流出制度中债权人救济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董事对债权人的个人赔偿责任规范需进一步明确适用情景与规范边界。基于组织法的董事信义义务与传统契约义务在规范假设和功能界定上具有异质性,公司偿付能力会对董事信义义务产生结构性影响。在公司丧失应对到期债务的经济能力时,股东的传统权力会转移至债权人,董事应对债权人利益负责。在董事对债权人担责的规范建构中,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董事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以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为债权人对董事的诉权产生时点。在责任形式上,在公司与董事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依据过错程度对董事施加比例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比例化一次性地解决了董事之间的责任划分,以终局性的裁决方式节约了司法资源,消除了董事面临的不确定风险,矫正了因被迫和解而扭曲的损失分配,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背景。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连带责任——以中介机构责任为视角

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应从其主观过错形态和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两方面予以考量。对于违反特别注意义务,且对全部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的,应承担一般连带责任;若其对部分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则按比例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对于违反普通注意义务,且对全部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的,应在全部损失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若其对部分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则就该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限定

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信息披露中具有专家审验、信用背书以及独立性等特质,应依法合规履行审计人职责,否则将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承担责任。证券虚假陈述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合理限定,是司法裁判中的关键性问题,不仅决定审计人最终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还关涉投资者保护与审计行业发展的价值平衡。基于目前审判实践,我国对审计人赔偿责任的认定由完全连带责任向比例连带责任转变,体现了过责相当的裁判理念,极具法律适用价值。然而,依据现有审计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法律规定及问责实务,仍存在明确责任认定标准及其合理限度、统一裁判适用的空间。在厘清审计人勤勉尽责义务、反思与重构比例连带责任的具体路径指引下,应探索既符合实质正义价值追求又契合现代金融运行逻辑的责任认定标准与合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