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补题》主旨考辨──兼论“比兴寄托”说词论在清代以来的演变

清代以来，许多著名词家都认为《乐府补题》有寄托，且对其主旨作了种种指实性的解释，这些说法多缺少证据，流于附会。实际上，此书是元初词社唱和的咏物词集，可能暗含一定的身世之感，但并无可以征实的言外之意。此书在清代复现，对“比兴寄托”说词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诗歌的比兴寄托、语言的潜显理论及其他

话语的潜义是“言内”的,即词语组合本身可能产生但尚未被采用的的意义,而诗歌的比兴寄托是“言外”的,主要受语言外因素(如物理、文化、心理等)的制约,所以不能看作是话语潜义。每一个有比兴寄托的诗歌文本都相当于修辞学中隐喻的喻体,本体是隐藏的与之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对象。由于同一个喻体可能指向很多本体,后人难以在众多的本体中确定作者的写作缘起,所以有些诗歌的解读常常会出现争议。

比兴寄托说与清初的诗词理论探讨

明清之际,"诗史"说得到了重新讨论,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延续,而且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即对诗歌特殊体性的认识,从而将比兴寄托的问题提了出来。清初的词学孕育着重大发展,诗学中对于比兴寄托的重新检讨,启发了词学中的深层次思考,在创作上,对明代以来凋敝的词风是一次重要的反拨,尤其是其中反映易代之际入新朝为官者心灵活动的词作,是词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因素,也是"词史"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比兴寄托的语用学判断方法

词的比兴寄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惜当前多从宏观的角度提出判断标准。现尝试从微观的角度,将汉语语用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结合,提出作者、文本、读者三位一体判断词有无寄托的判断方法,为词的诠释提供一个新的窗口,也为西方文论关于作者、文本和读者在诠释作品时的重要性之争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似的内涵与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张惠言关于比兴寄托的论述及其后学的接受

比兴寄托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朱彝尊和张惠言是清代最重要的两个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领袖,他们的词学理论中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内涵有相似之处,但朱彝尊本人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无进一步发挥,其后学也并不将其作为朱彝尊的重要理论贡献。朱彝尊的两篇序主要的动机是尊体,并提倡南宋词学。张惠言则不仅自己有意识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而且更加契合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士人心态,因而得到了后学的热切追随,并推动了整个清代词学走向了新阶段。清代学术非常重视师法,这两个流派的后学的传承和选择,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朱、张的核心理论,也可以揭示这两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

一笔不应当拒绝的遗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论词的现代解读

以张惠言为祖师的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阐释法,对温庭筠的艳词进行了革命性的解读。这一源自于先秦两汉儒家诗学传统的阐释法,在现当代遭到了冷遇,原因在于其政治性、隐晦性。"比兴寄托"作为中国诗歌的"金科玉律"和词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我们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观照。兼具中西文化识见的叶嘉莹先生对"比兴寄托"问题高度重视,为此提出了立足于作者、作品和历史的三个标准来加以判定。此外,还提出了读者联想和文化语码的解读方式,给予后学极大的启发。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以现代视角来探究立足于读者的阐释之路,即常州词派作为一个阐释共同体,建立了以读者为核心的阐释原则和常派家法,极大地拓展了论词的空间。"比兴寄托"这一传统通过我们的现代解读,以冀能够历久弥新。

《花间集》批评与词体的比兴寄托

纵观词学创作论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以比兴寄托的传统表现手法为中心向四周进行辐射,词学家们对比兴寄托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在对《花间集》作品的具体阐释中非常清晰的体现出来。正是比兴寄托的诗学传统在词学领域的延伸、丰富与充实,使词作越来越具有婉转细微和缠绵幽怨的独特风调和耐人涵泳的韵味。

审美与功利交感下的比兴寄托——从苏轼诗词接受看“比兴寄托”

读者对苏轼诗词“比兴寄托”的理解历来都有不少偏执与误区,因为偏离了这个解读原则:由“比兴”形成积贮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意义之网”,不仅不能拘执一端,而且还应从具体个案生发到宏观文化背景下进行思考。

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提出的一种总体的说词方式 ,其中蕴涵一些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但这种说词方式在常州词派主要理论家那里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张惠言那里 ,“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尽管赋予了读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治教化倾向而显得牵强附会。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进一步承认了读者对作品进行自由解说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张惠言以忠贞美刺之义硬性比附作品的弊病。常州词派的理论重镇谭献则完全跳出张惠言仅仅就词作本身进行笺释 ,把逐字逐句的牵强比附视为作品原意的窠臼 ,将解释词义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 ,从而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

李商隐无题诗的比兴寄托

比兴寄托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诗经》中就已广泛地运用了比兴。屈原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比兴从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起兴的朴素状态发展到象征、寄托或者寄寓的高级状态。李商隐继承了屈原进步诗歌的传统,从屈原的艺术宝库中学习了象征手法的运用,特别是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遭遇的比兴手法更为他所自觉继承。他的无题诗不只是创造一些工于比兴、深于寄托的名句,而是把比兴寄托这种手法运用于全篇。

略论清代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

清代常州词派崛起于浙西词派式微之际,此派不仅在创作上扭转了词坛颓风,而且在理论上也卓有建树。而比兴寄托的词学理论,则是词派词论的核心。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包含三重内涵,即:比兴寄托修辞论、比兴寄托创作论和比兴寄托批评论。

简论辛词比兴寄托的特点

该文简略地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辛词比兴寄托的特点。其一 ,借日常事物起兴 ,所寄感情含蓄而深婉 ;其二 ,比拟新奇、形象生动 ;其三 ,借古喻今 。

论清词中的比兴寄托

清词史上,“比兴寄托”在词作与词学中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内涵,一是作为扩展词境、提升词品的艺术手法;二是作为解释词旨,归于雅正的桥梁。第二重内涵并非词学的产物,而是在经学大兴的背景下,由诗经学借鉴而来。这种分歧在张惠言处发展到极致。而后随着世殊事异,被周济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整合。

清代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论”的理论流变及多元阐释

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以至近代势力最大、持续最久、影响最广的一个流派,而"比兴寄托论"正是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张惠言提出词之"比兴",继之者周济提出词之"寄托",之后谭献《复堂词话》提出"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未必不然"这一词学理论命题,承继张惠言词之"比兴"说、周济之"寄托"论,三者一脉相承,渊源有自。谭献在词的阐述过程中引入读者这一角色,纠正了前辈词人的理论弊端,开前辈词论家未有之境。

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

本文结合宋代社会文化的状况，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探讨比兴寄托说在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探讨比兴寄托说对宋代词论尤其是宋末词论的整体上的影响。本文认为，社会文化环境对委婉表达个人政治意愿的需要构成了比兴用词的外在动力，词学观念内部“大雅”与“狭邪”的矛盾构成了比兴论词的内在动力。与宋代社会及其士人心态的变迁相一致，比兴寄托说的含义也相应发生改变。

周密后期词比兴寄托论略

周密前期词典雅清丽,颇近姜吴,后期词风变化,寓比兴寄托于词,感慨遂深。他48岁参与《乐府补题》创作活动,与一批遗民词人唱和咏物,寄托了对家国事深沉的哀思;在同王沂孙交游中,又有意模仿王的词风,可以说周密词风变化与其交游不无关系。宋亡后,周密隐逸不仕,他的比兴寄托词作具有物象高洁雅致,境界幽夐空渺的特点,同时还有浓重的感旧情绪。

楚骚美学对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的影响

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与楚骚美学的关系密切,持寄托论者多移用楚骚相关话语为词体代言。比兴寄托说具有内在的理论层次,以创作主体怨悱难言之情作为词作生成原因,以反覆致意作为情感抒发要求,以香草美人作为比兴运用方式,以要眇宜修作为所达到的言意效果,其架构部分地共享了楚骚美学的艺术审美内涵。在此架构上形成整体的比兴寄托词学观,被用以推尊词体、张扬读者的阐释权力,并由此促成了普遍泛化的审美体验,这些功能同样受到楚骚美学文化精神的沾溉。

浅谈稼轩词的比兴寄托——对景言怀和借古言怀

辛稼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大家,人称词中巨龙,其词不但称雄于两宋词坛,而且堪称千年词史之丰碑。后人曾这样评论＂谩人间留得,阳春白雪,千载下,无人继＂。【1】人们常用＂同能不如独胜＂来判定大家的创作,那么,作为词坛一代宗主之稼轩,其＂独胜＂之处何在？辛词长于直抒豪情,其奔放慷慨之作可谓多矣,但这只是他与其他豪放词人＂同能＂之处;辛词也长于写柔情,温柔妩媚之作也不少,

论曹植诗歌的比兴寄托

曹植诗歌多用“以喻释兴”的比兴手法寄托对友人的劝勉、担忧之情,对亲人的牵挂、剖白之感,以及对自身志向的坚持、期冀之念。曹植继承了屈原以来以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的香草美人传统,以香草喻贤臣,用茱萸喻小人,借佳人喻君王。此外,曹植还借夫妻关系喻君臣关系,以被丈夫抛弃的孤妾喻逐臣。曹植诗歌的比兴手法具有委婉含蓄、感情真挚等特征,且留有余悲。

唐圭璋对比兴寄托的超越与沿袭——以《唐宋词简释》为例

唐圭璋与常州词派有深厚的渊源,作为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传统词学观念既有着自觉的超越,也存在着不自觉的沿袭。其《唐宋词简释》在选词标准方面,扩大了常州词派“厚”的内涵,但是在选词时依然不自觉地舍弃了个人情绪寄托之词,而回归到“感慨所寄,不过盛衰”的要求上去。在释词方面,唐圭璋虽然认识到清人评词“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但是受传统词学观念的牵扯,也常常不自觉地滑入以词寓君国之情的传统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