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思维与意象的生成

意象是汉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审美范畴 ,王充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王弼探讨了意象的创造过程 ,将其看做是意和象的统一。“立象”是意象创造中的核心问题 ,自然涉及艺术思维。“立象”的过程是比兴思维的过程 ,无论是选择物象还是心理创造都离不开比兴思维。在比兴思维的调和下 ,意象才能真正地发挥审美作用。“兴象”从基元上讲就是一种审美意象 ,但它不是普通的意象 ,而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 ,且具有刚健壮大情思的审美意象。

比兴思维与《红楼梦》叙事的诗化

比兴思维是诗性思维,它兼有隐喻性与转喻性,其在作品中的建构机制,赋予作品一个诗性结构。《红楼梦》的"象征—隐喻"/"寓言—转喻"转换的寓言性叙事结构,正体现了比兴思维"象征—隐喻"/"寓言—转喻"转换的诗性建构机制。《红楼梦》通过"以象运事"、"预叙"控制和比兴思维多种表现手法的交融,呈现出叙事诗化的特征。

从格式塔理论看比兴思维

比兴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比和兴在作为修辞方法时两者有别,但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则比兴有许多共性,都具有用此意象代替彼意象的隐喻特征。用格式塔心理学和美学理论来看比兴思维,能为我们重新阐释古代诗歌经典理论的心理机制提供一个科学性的新思路。

探索中国古典文论的重构之路——《比兴思维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刍议

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着事实与价值的抉择。这种事实与价值相矛盾的状况并不是研究者的主观选择,而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决定的。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充满了张力。这项工作极具复杂性,既要处理好文献考辨与理论阐释的关系,又要妥当地把握传统理论资源与西方文论话语的融合,还要兼顾古代文论对现代文学经验的阐释效力。对于成功的“转换”来说,三者缺一不可,就像庖丁解牛,唯有深谙此道,方能游刃有余。

比兴思维与意境的创造

艺术意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作为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的核心概念,它起源于道家,也受佛学的影响。意境是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具有咀嚼不尽的美感特征。比兴思维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通过类比联想、形象拟比和情感整合促成了情与景的交融,通过化实为虚、虚实兼顾融合虚与实,从而创造了一个意兴和兴象兼具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然而,比兴思维在意境创造中的表现是极为复杂的,很难在一个规则的、程式化的游戏中作准确的、毫无遗漏的界定。

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

赋、比、兴经过汉以前三个发展阶段 ,至汉代终于从感性的巫术、宗教仪式中分化、独立出来 ,开始了其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 ,但汉人从修辞手法或诗歌表现手法着眼 ,混同比、兴 ,其所谓兴 ,实即是比 ;唐人合比、兴为一词 ,重视的是诗歌讽谕性的内容。因而 ,他们对比兴思维的艺术审美特征 ,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明、清以降 ,比兴艺术思维的自觉和深化呈现为三个明显的演进阶段 ,即陈沆、张惠言等人以比为重心、重情意与形象相融的比兴观 ,周济、谭献和陈廷焯等比兴兼重的比兴观 ,及况周颐为代表的以兴为重心的比兴观。从中可以看出 ,越到后来 ,比兴艺术思维的艺术美学特征越得到了完美的显现。

兴之所向,艺之所成——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比兴”探析

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比"、"兴"一直被当做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来看待,但实际创作中多见"比兴"连用或"兴中有比"、"比""兴"这两种表现手法内在的思维方式相似并相通,形成了传统诗词中重要的艺术手法,形成了诗歌中的"比兴"思维。

《离骚》比兴寻绎

《离骚》融合南北文化和文学风格,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很大创新。本文从春秋行人赋诗言志与屈赋诗缘情的关系,原始巫风仪式对比兴思维的影响,间接隐语对神话比兴的指向性三个方面管窥《离骚》对于《诗经》比兴的继承与发展。

从赋、比、兴观《诗经》之英译

比兴手法是《诗经》创作的主要修辞手段,是以物我依存的模糊性、含混性为特征所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类比致思方式。建立在逻辑理性基础之上的英语自足、独立、明晰,《诗经》英译时的语际转换便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冲突,而代表着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兴与be是关键。围绕兴与be的实质的探讨和在翻译中对文本间性的兼顾便成为《诗经》翻译的核心问题。

传统文化中的古代诗歌及诗论

把我国古代诗歌及诗论放置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其特质而不是泛泛地解释一些表面现象有所帮助。当然,古代诗歌及诗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样问题就变成古代诗歌及诗论如何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为着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讨论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

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审美主体从“观物取象”到比兴思维下的物我交融,直至在审美活动中获得情感满足的心理过程,体现了审美意象生成的动态性。审美主体的情感因物而兴,同时又以物为寄托。比兴思维与想象是主体在审美意象生成过程中实现物我交融的方式。审美主体在“观”和“取”中的心理倾向体现了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必然属性。无论是基于物我关系的创构,还是随着主体生命活动而不断变化,抑或是在历史文化中发展,都表明审美意象不是预成的,而是动态生成的。

论霍松林中华诗词研究的三个聚光点

霍松林先生的中华诗词研究整个充溢着辩难析疑和质疑问难精神,闪射出具有创意的智慧火花,形成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聚光点——或提供了中华诗词研究的新领域,或提出了有关问题的新认识,或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固有看法,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华诗词的创作和研究。本文论述了其中三个聚光点,并初步探讨了这些聚光点得以形成的深层原由。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

本文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应用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即《诗经》中诗在燕享之礼中本是固定的,程式化的,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被“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仪多被僭越,乐章之义失落了,于是燕享礼仪中诗经历了一个从取乐章之义到取词章之义又到“点歌”即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演变。就思维方式看,《诗》的乐章之义和词章之义,都是以一种象征即比兴式思维对《诗》进行的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