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比兴美学》的学术贡献及其争议

张节末教授的著作《比兴美学》,立足天人之际的语境,沟通哲学史和诗学史,探寻比兴审美经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在长时段中描述比兴之兴起、发展、变形及式微的曲折过程。此书彰显了作者注重哲学思辨和材料分析相结合的功底,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发明中国问题,是其审美与自然优先于艺术之中国美学史理念的典型体现。学术视野、方法论和具体观点别出手眼、独树一帜。其原创性论断引起学界关注,尤其在“断代史观”这一判断上引发众学者争鸣和反思。《比兴美学》的贡献及其争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美学经典问题研究的深入。

李白比兴诗的创作范式、风格特点和生成逻辑

比兴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盛唐诗人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比兴意象的集大成者,他的诗作继承且发展了“诗骚”和汉魏六朝诗歌的比兴传统,涵盖了各类比兴手法,以月鸟寄情、典故兴怀、神道喻世、闺情美刺政治,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其中,既有豪迈奔放、雄奇飘逸的呐喊,也有含蓄委婉、情感隐蔽的倾诉,由此形成了宏大的比兴象征系统,极大地拓展了比兴意象的领域,显示出浩瀚辽阔的新境界。李白比兴诗特点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李白所接受的儒、道、侠等文化思想;二是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三是李白自身的诗学追求和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李白诗歌中的比兴技巧,使其在表达时既直接又含蓄,具有深刻的艺术魅力。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欧阳修“取物比兴”说发微

在宋代《诗经》学“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欧阳修撰述《诗本义》以图达成对《诗经》真正的“正义”。“取物比兴”是欧阳修解《诗》的核心观念,这实际上是基于《诗》文本的一种“言–意”关系的思考和“六义”之“比兴”的言说实践。欧阳修对“取物比兴”特作了“但取一义”的规定,造成了对《诗》作为一种“文学文本”之感发本质的限制,并影响到了欧阳修的诗歌审美鉴赏实践。在以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关于“比兴”的言说中,可以看出其说对于“但取一义”的补正。

浅谈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实践应用

本文以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实践应用为主要探讨方向,通过总结不同类型的实践方式,指出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实践的可能性及引发创造性转化的价值。

语言与文字之华:“隐喻”·“比兴”

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从语言文字角度,提纲挈领地研究了"隐喻"、"比"、"兴"的异同,得出以下结论:这三个概念虽共有类比性、暗示性,但"比"中"源范畴"与"目标范畴"的关系较"兴"更显明且逻辑性强,与"隐喻"一致。相较于隐喻"两点一线"的逻辑认知功能,"兴"的工作机制呈现为多维的、并置呼应的直觉共鸣,反映出中国二元互动有机思维。同时,西方的"象征"因其"象"与所"征"约定俗成关系,类似中国"香草美人"手法,所以同于"比"和"隐喻"而异于"兴"。

《诗经》比兴中的“以男女喻君臣”

《周易》的卦爻辞中已出现"以男女喻君臣"的现象,《诗经》与《周易》的写作时间相近,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也相近,按照情理推断,《诗经》婚恋诗中也当存在"以男女喻君臣"的现象,但由于时代的久远,喻意的隐晦,目前我们尚缺乏足够的直证来证明。本文尝试根据《诗经》婚恋诗中的一些间接信息去证明我们的推断。男女之间若存在相似关系,喻女之物也可喻男,如"美人"在《诗经》中已喻指美德之君;男女、君臣之间若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就可"以男女喻君臣",《曹风.候人》、《邶风.柏舟》都存在这种可能。

当“讽喻”遭遇“比兴”——一个西方诗学观念的中国之旅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某些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流通的概念和术语,其中,讽喻(allegory)便被认为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不仅适用于西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研究王国维的翻译和批评实践可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每一个诗学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诗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诗学观念的关系中、乃至在与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产生的。拖曳着自身的历史负累,"讽喻"很难进入中国诗学,在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时,中国固有的诗学话语,如比兴,无疑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选择。

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

比兴是在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出来的。先秦至唐代对比兴的讨论分为两条线索、三个阶段。一条线索是经学家对比兴原义的诠释 ,至唐孔颖达而集大成 ,该线索属浅层研究 ,为风雅比兴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启示 ;另一条线索是文学家、文论家抛开比兴原义而对其文论意义的阐发 ,至唐代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学主张之一 ,该线索应成为今人研究的重点。三个阶段依次为 :两汉比兴原义诠释阶段 ,魏晋南北朝原义诠释向文论阐发过渡阶段 。

中国诗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中古诗歌运动中比兴的历史命运为例

中国哲学所赋予诗学的基本蕴涵是天人合一,它构成中国诗学的世界观背景①。在中国诗学中,如果把庄子所倡经由“齐物”向“浑沌”回归的主客一体的经验视为大传统,那么做诗和评诗的手段和目的即比兴和缘情,定位于物感或感兴,并非彻底的天人合一,因而都只能算是小传统。我们观察到,在庄玄禅的哲学运动中,对象之存在由“浑沌”转为“无”或“独化”(玄学),以至为“空”(禅),庄子齐物式的主客一体质变为纯粹直观的主客一体。大传统既非一成不变,小传统亦不得不随之而变。结果是小传统的比兴直观经由物感的经验演进为大传统的新形式——纯粹直观。从客观转到主观的过程中,自然固然一直是“观”及“感”的对象,然而由于观法的变迁,比兴被边缘化了,而缘情也就不再是诗歌目的。这就是中古诗歌运动②中比兴的历史命运。

魏源诗学思想与湖湘地域文化——以《诗古微》、《诗比兴笺》为论述中心

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有力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来自湖湘的有识之士。《诗古微》和《诗比兴笺》是魏源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前者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后者是一部特色鲜明、具有诗论性质的诗选,却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学思想。这两部著作表明,魏源的诗学思想除受当时今文经学思潮影响之外,还深受湖湘地域文化传统的熏染,后者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先秦屈骚的崇拜与追慕,对清初王夫之《诗广传》的大量引用,以及对近代湖湘经世学风的自觉传承。

比兴在信天游中的运用及其翻译对策

陕北民歌信天游在艺术脉络上传承了《诗经》中的比兴创作手法,一般是托物传情,以他物拟人,而且虚写的他物与实写的抒情之间经常呈现出非理性、非逻辑的关系,由此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通过实例讨论信天游中的比兴手法及其翻译,并提出了三种翻译策略,即再现原文的外在衔接、再现原文的内在关联和建构新的寓意关联。

赋比兴的发生与心理辨析

原始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是直言其事,在表现内容上是物我同一。随着理性精神的兴起,比得以诞生,原始语言由此分裂为赋与兴。赋放弃了物我同一的原始精神,承担起直言其事,直抒其情的责任,兴继承了原始思维的模式并使物我比附演化为审美认知与艺术表现方式。原始精神消亡后,兴的表现方式固化为写景+抒情的结构模式,审美认知则演化为含蓄深厚的美学品格。比是理性精神的产物,它通过对比物的相似点来认知与抒情,是理性时代的认知方式与艺术表现方式。比、兴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础,因此比中有兴,兴中有比。

《诗经》中比兴手法的逻辑支点

“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比兴”手法赖以成立的逻辑支点是取象思维方式 ,其特征是取象比附 ,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 ,靠人们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 ,它的本质是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取象思维方式源于《易经》 ,在《诗经》中得到了发展 。

论明清之际的比兴诗学——以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四家为例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诗坛上,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等人由于不满意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通过一系列诗学批评和反思之后,开始以"学古人用心之路"为号召,以比兴思维为理论核心,在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比兴诗学。这套诗学,以追求结构的多重性、审美的内向性、格调的正统性以及诠释的比附性为典型特征。经由诗学争鸣与师友传播等途径,迅速影响清初的诗坛,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诗学批评中有关政教美刺精神、唐宋诗优劣、李商隐诗学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及诗重比兴等重要问题的大讨论。

“意象”与“比兴”碰撞融合的意义——以《文心雕龙》为例

考察了《文心雕龙》中"意象"、"比兴"两个概念,认为两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为后来的"兴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比兴"理论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意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比兴"理论的缺陷,并且为诗歌的意义别开生面,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论“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三者间具有普遍的结构性关联。本文探讨并阐发其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认为赋基于语言的毗连性组合，与转喻相通；比基于语言的相似性替代，与隐喻相通；

《诗比兴笺》诗学思想与嘉、道之际学术思潮

《诗比兴笺》是晚清出现的一部具有诗论性质、特色鲜明的诗选著作。作者魏源是清末今文经学的健将,其《诗比兴笺》虽是一部诗学著作,却体现了魏源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学术方法。《诗比兴笺》追求"复古"与"微言大义"的思想立场,重视讽谕功能的"比兴"观念和随意取舍诗歌文本的文献观念,都是今文经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今天研究魏源《诗比兴笺》的诗学思想和学术方法,应该注意"致用"与"求是"的差异,注意其社会政治动机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而才可能做出历史主义的科学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