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的破体辨体论与“沉郁”说

陈廷焯继承了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理论要旨,但又在三个方面丰富、发展、升华了这一理论主张。一是破体尊词,通过比附诗骚、以诗衡词的方式来观照词体,提升词体的地位和品格。这种观照涉及到词之起源、题材立意、语言、风格等方面。二是辨体言词,指出词在外在特征、体性特质、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特殊之处在于沉郁婉曲,在辨体自尊一路上确认了词体独特的审美价值。三是沟通“比兴”和“沉郁”。作为创作手法,比兴是实现沉郁的手段。作为审美特征,比兴和沉郁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蕴含状态。比兴和沉郁互释,体现了陈廷焯对古典诗词审美本质的深刻认识。

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常州词派词学“寄托”说的现代价值——词学“寄托”说之二

作为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寄托”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与“比兴”分离从而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成为独立的词学研究范畴。这是“诗言志”在词学中的落实,也是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确认。“寄托”作为独立范畴,赋予读者参与重建文本意蕴的权利,赋予词学一种几乎全新的阐释模式和批评话语。在解决“言”“意”矛盾的策略上,“含蓄”的美学效果是言已尽而意未尽,已经知晓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中表露无遗,期待探究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之外,“寄托”则追求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张惠言坚守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推求词旨时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宗白华“情景交融”论的三重内涵和理论生成

宗白华立足中西比较,从形上哲思、主体人格与艺术本体、批评和创作实践三个层面自上而下地建构起了“情景交融”论,赋予其心物合一、人生艺术化与价值升华、艺术形象创造的相互关联的三重内涵,推动了这一传统美学和诗学思想向更具理论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的现代美学命题转换。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宗白华整合了中西资源,在坚守文化本位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这种中西互鉴的理论生成模式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充满张力的诗学观念——铁崖体与相关诗体的再考察

由于身处江湖而心系台阁的扭曲心态,杨维桢的诗学观念充满了多重的矛盾组合。这包括乐府诗创作中追求比兴讽喻的宗旨与崇尚诡诞怪奇体貌的奇特组合,诗学观念中倡导“情性之正”与坚持“人各有情性”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诗文体貌上“铁体”与“纤体”的两极式呈现。从总体上讲,以乐府诗创作为主体的“铁体”与以竹枝体、嬉春体及香奁体创作为主的“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审美品格差异,从而使杨维桢的诗学观念既内涵丰富又充满张力,并在后世评价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比兴美学》的学术贡献及其争议

张节末教授的著作《比兴美学》,立足天人之际的语境,沟通哲学史和诗学史,探寻比兴审美经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在长时段中描述比兴之兴起、发展、变形及式微的曲折过程。此书彰显了作者注重哲学思辨和材料分析相结合的功底,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发明中国问题,是其审美与自然优先于艺术之中国美学史理念的典型体现。学术视野、方法论和具体观点别出手眼、独树一帜。其原创性论断引起学界关注,尤其在“断代史观”这一判断上引发众学者争鸣和反思。《比兴美学》的贡献及其争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美学经典问题研究的深入。

李白比兴诗的创作范式、风格特点和生成逻辑

比兴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盛唐诗人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比兴意象的集大成者,他的诗作继承且发展了“诗骚”和汉魏六朝诗歌的比兴传统,涵盖了各类比兴手法,以月鸟寄情、典故兴怀、神道喻世、闺情美刺政治,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其中,既有豪迈奔放、雄奇飘逸的呐喊,也有含蓄委婉、情感隐蔽的倾诉,由此形成了宏大的比兴象征系统,极大地拓展了比兴意象的领域,显示出浩瀚辽阔的新境界。李白比兴诗特点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李白所接受的儒、道、侠等文化思想;二是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三是李白自身的诗学追求和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李白诗歌中的比兴技巧,使其在表达时既直接又含蓄,具有深刻的艺术魅力。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葛覃》的主旨与“归宁”的本义

正确解读“师者”“葛”“归宁”的含义是理解《诗经·周南·葛覃》主旨的关键。由“师者”可以推断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子,“葛施中谷”“黄鸟集木”只是兴起嫁娶之义。“葛”在《诗经》时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制葛成衣”是女子出嫁前的必修课,属于妇功的范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诗经》时代,已出嫁的贵族女子回家省亲不合礼法,“归宁父母”应当被解为“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丽江纳西族情歌艺术特色论析

丽江纳西族传统情歌的主要代表曲调有“古气”“史本受”,其中以“史本受”更为普遍流行。而从传统大调来分类,纳西族情歌主要分为《欢乐调》《相会调》《苦情调》,这三大调其实就是爱情叙事长诗。丽江纳西族传统情歌注重腔调的圆润,用词的准确生动,强调情感真挚动人,纯真无邪。情歌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瑰宝,体现了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民众共享互通的情感交流载体。民歌的群众基础薄弱、创造性转化不足、普及化程度不高等因素是当下传统民歌面临传承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感兴美学的艺术符号表征问题初探

“兴”和“感兴”是中华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元范畴,“兴”渗透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各种媒介、符号、修辞、文本、形态,表征于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形态之中。感兴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一个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兴”有起情和譬喻二义,感兴美学包括感物兴情和感兴表征这两个方面。但学界对感兴符号表征研究相对薄弱。文章着力研究感兴美学的符号表征诸问题,以期深化感兴美学研究,推进感兴美学进入中国当代美学和艺术学基础理论。

散简淡逸 大道无形--周永基写意花鸟画评析

中国写意花鸟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代写意花鸟大师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汤文选、崔子范、张立辰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求变,使写意花鸟画出现了更加崭新的面貌。所谓写意,即为“写”其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不拘泥于“形似”,而着意于“神似”,这种“神似”主要表现在中国写意花鸟画的立意上,即抓住花鸟的内在特质,以比兴手法表达人的志趣、情操和精神风貌,凸显画家的内在思想与审美追求。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比兴特征管窥

中国古代对书法创作与品评,往往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比兴的手法加以况喻。这种艺术化的方式,一是显得极为形象直观和妙趣横生,二是由于鞭辟入里而发人深思。这种批评范式再次诠释了华夏美学“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象性与模糊性,亦愈加显现出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博大思想与深远寓意。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储光羲组诗的结构形态与意境创造——兼论其诗歌史意义

储光羲诗歌中组诗占比颇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储光羲组诗的结构形态繁复多样,主要可分为起结有序和错杂无序两种模式,多以意义的承接、题材的相同、抒情的一致而出现。组诗的结构形态与诗歌的意境创造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即组诗对同一书写对象的多角度、多层次展现,以及意象的选取运用等,有效地扩展、深化和融合了诗歌意境,凸显了组诗的文体优势。此外,储光羲关怀社会现实、兴寄田园生活的“比兴体田园组诗”,是其诗美理想及诗歌史意义的重要体现。

比兴和噪音:论迟子建《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的写史冲动未曾或已。从《白雪乌鸦》到《伪满洲国》,再至晚近《喝汤的声音》,她试验中、长、短诸种小说的包容性,发展题材和体裁的对话关系,别有可观。在前辈作家茅盾看来,历史的波澜壮阔唯有借着长篇小说的遂行,方能示现其复杂性之一二。但迟子建正题反作,以《喝汤的声音》试验短篇小说的历史容受力,既叩问虚构的能量和形态,也触及现实的体量与边界。

李商隐对屈原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的骚体诗“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晚唐诗人李商隐开创了深情蕴藉、绵邈迂回的诗风,诗歌中大量使用意象来表达其深沉的情感,这与屈原《离骚》中的比兴传统一脉相承。李商隐诗歌的比兴寄托艺术在继承屈原的香草美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扩大了“所托之物”的表现范围,尤其是在典事的运用上,更加注重心象与物象的融合,使得其诗歌的意境更加柔婉幽微。

“易象通于比兴”:章学诚比兴诠释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的比兴诠释植根于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针对比兴之公共性及其象喻传统的失落而发。“易象通于比兴”命题的标举,正在于揭示比兴在官师合一、文道合一的时代作为公共符号的深层文化原型,以及作为兴情传统与象喻传统的历史根源。章氏一方面积极肯定比兴的兴情传统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力图重振比兴即象取义、联类比推的象喻传统,其目的并非求证比兴作为文学特质的审美自律属性,而在于重建比兴的公共符号性质,回归文道合一的理想之境。此一主张,内在地寄寓着学问之道指向当前治道人心、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精神旨趣。

《郑伯克段于鄢》“融融”“洩洩”新证

熟语“其乐融融”出自《郑伯克段于鄢》结尾之诗。关于“融融”“洩洩”二词的训释,旧说饱受争议。今亦有学者提出新见,但有待商榷。先秦诗歌创作以《诗经》为代表而惯用“比兴”,此诗亦非例外。“融”兴于隧外暖阳,训为“大明”义,比关系回暖;“洩”兴于隧内流水,训为“舒徐貌”,喻氛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