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 列宁《怎么办?》新释

本文基于比较历史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在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革命民粹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相关比较的意义上,对列宁建党理论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作了新的诠释。本文先分析了“灌输”机制在欧洲、俄国和中国的异同,而后重点解析了《怎么办?》第四章中三个核心的组织问题:通过对比韦伯对职业政治家的分析,阐释了列宁对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的理解;通过与中共白区工作的比较,突出了列宁提出把精干的组织核心与差序的组织圈层结合起来的意义;通过与俄国革命民粹派及第二国际的比较,展示了列宁关于政党组织的密谋性和集中性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本文的上述分析为“组织的武器”这一经典的论题赋予了新的理解。文章最后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在单位和组织研究上从技术性分析走向追根溯源的政治性分析的意义。

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源于社会学,但此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面临合理性和应用范围等方面的质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常常难以进行对话。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有助于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

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

比较政治经济学探讨不同时空下的国家、社会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比较历史研究则在比较案例中通过对历史作用的分析而得出因果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主流研究传统。本文旨在介绍上述学术领域和研究传统,首先通过介绍政治经济学的演变,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定位,然后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探讨比较历史研究。

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开创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

近十几年来,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影响,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比较经济学领域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分析范式,但它在处理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和结构变迁等诸多问题上却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基础,提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的构想,简要说明了它在基础理论上与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所存在的重大差别,论述了这种新框架的概念、体系内容和意义所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讨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重大前沿问题。本文认为,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它为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新范式和新框架,比较经济学界不应该把其发展排除在视野之外。

中国与印度教育之比较:以比较历史法的视角

中国和印度同属文明古国,历史源远流长,因此从比较历史法的视角看待两国的教育,会让我们从历史角度对两国的教育有新的认识,了解两国的历史与现行教育制度的关系。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CHIA)述评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CHIA)是当前经济史研究中最新的理论分支。本文旨在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关系中,梳理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CHIA)的脉络,再着重从方法论视角评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

在比较历史研究中理解民族主义:伪问题与真问题

民族主义是发源于西方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实践。如果以民族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那就应该首先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梳理中国的民族主义政治史。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权力或知识精英单方面教化大众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政治共同体全员基于共同生活体验的共同思想;而当今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不是民族主义带来了麻烦,真正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应该得到重建。

论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

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源起于他的观念决定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通过中西比较历史观,牟宗三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与西方在观念形态、文化形态和历史精神方面的差异,揭明了由于源始观念指导实践所决定的历史发展方向、动力、规律和目的的不同,提出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展现了会通中西历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中国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理由、根据和道路。

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

本文把制度因素更多地看成是历史内生演化的,从而对制度变迁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整合,进而对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做了一个较为前沿的总结和概括。本文还对制度的社会结构要素进行了分析,把制度定义为整合的社会变量,是由"信念、组织和规则"等要素构成的体系。结合博弈均衡分析,本文得出制度要素的社会传播和复制是自我执行的结果,作为历史过程的制度演进是一个内生的变迁过程,其中历史对当下的制度变迁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历史的可行性分析--以200-750年的中西历史比较为例

人类的天性冲动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人类思想的差异,进而使人们开始探求异同,比较史学和比较历史应运而生。中外曾出现过比较研究热,今虽已降温,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比较历史热又再度高涨起来。究其原因,视野开阔是最重要的。但比较历史也有质疑之声,如在一手史料与非一手史料、异同、历时性与共时性、整体与部分难以兼顾。这也与研究者的精力、知识经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通过比较450—750年的欧洲史与200—600年的中国史,比较历史容易得出统治文化的先期形成与巩固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对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和延续至关重要的结论。

比较历史分析视野下的政党、社会与国家

本文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呈现了中西方各自的政党、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从而揭示出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形成逻辑:西方多党竞争形态的产生遵循"民族国家→社会分化→议会精英分化与联合→多党竞争"的历史逻辑;而中国党国体制形态的产生遵循"内忧外患→精英分化→社会动员→以党建国→党治国家"的历史逻辑。基于此,本文得出结论:有无外在压力决定着中西政党的初始目标和意识形态,国家与政党的发生次序是中西方政党政治呈现差异性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政党对特定社会资源的组合方式决定了该政党在今后国家政党政治中的力量大小。最后,笔者从上述分析中挖掘出两个方面的启示:在认识和评价当代中西方政党政治方面,我们应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应从原有的工具主义的党国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党内的民主化、推动党间的民主化、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建构国家层面的民主化。

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上)

本文把制度因素更多地看成是历史内生演化的,从而对制度变迁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整合,进而对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做了一个较为前沿的总结和概括。本文还对制度的社会结构要素进行了分析,把制度定义为整合的社会变量,是由"信念、组织和规则"等要素构成的体系。结合博弈均衡分析,本文得出制度要素的社会传播和复制是自我执行的结果,作为历史过程的制度演进是一个内生的变迁过程,其中历史对当下的制度变迁方向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比较历史学理论框架的初步思考

如果从集体认同的概念出发去研究专业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会成绩斐然。历史认同从根本上而言是变化结果的积累,或者可以说历史认同是对"该认同"和"非该认同"的辨别。历史再现方式比较合适的做法不是把相互对立的角度或参考标准整合在一起,而是将相关的角度或参考标准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连贯和公正的历史再现方式。"历史认同"的概念应被定义为"时间变化维度上的认同"。尽管空间和时间作为区分依据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问题,但空间和时间维度仍然是历史学中最常用的分类维度。

比较历史分析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研究传统,近年来在我国比较教育学领域有所涉足,但应用比较历史分析进行的比较教育研究仍然极少。基于对比较历史分析的纵向溯源和横向比对,可以看出以科学化因果推断为目的、基于少数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基于过程追踪是比较历史分析有别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三者的结合使得比较历史分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纵深化。结合比较历史分析的特征分析可以明晰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联系和超越,其中联系体现在对两大研究传统流程的恪守和传承,而超越则体现在其可以使因果机制可视化,同时作出表意式诠释和通则式的解释,以及完成两大研究传统的桥接。结合实例的分析可以大体划分出比较历史分析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预测性和回顾性两种应用方式,并总结出比较历史分析在比较教育中的大体应用流程,即首先确定研究议题,其次划分历史时期,再次进行案例选择,而后进行因果推断,进而验证推断结论,最终得出结论。而经过对比较历史分析的优势和使用条件的讨论可知,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其小样本量的、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案例研究中,可以通过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增进自身研究中表意式诠释和通则式解释的科学性。而中、大样本量和不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研究,则并不适用比较历史分析。

比较历史学视野中的《百苗图》

清朝所绘制的《百苗图》是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将《百苗图》与日本及奥斯曼帝国所绘制的图绘进行对比,以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处于扩张时期的几个帝国,从而指出对"他者"的民族志兴趣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帝国体系之中。

方法论视野下的比较历史分析:应用逻辑与国内进展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曾诞生过一大批经典作品。面对"方法论革命"中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比较历史分析为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项独特的研究方法,近些年来比较历史分析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但目前依旧主要以引介为主,许多实证研究缺乏严格的研究设计和因果推论进而流于对历史的叙述。事实上,国内虽鲜有学者将自己明确纳入比较历史的阵营,但已经有不少作品直接或间接体现了该方法的研究特性。其中,横向比较以密尔法为主,纵向演进则主要聚焦于路径依赖于渐进制度变迁。与此同时,比较历史分析关注时间性,如"时机""时序""因果机制"在现实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关注比较历史分析的本土应用,既有利于为研究者进一步廓清此方法的应用逻辑,同时有利于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提供实质性启示。

略论比较历史学的几个问题

历史比较研究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评论得失、发现本质,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在中外史学界由来已久。中国的史学家自孔子、司马迁,西方的史学家自希罗多德等人,都曾经自发地使用过。但是,作为自觉的独立的研究方法,却是十九世纪中叶从欧洲开始形成的。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演变,至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欧美、苏联、印度、日本等国,掀起了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苏联历史学家马尔卡梁1966年出版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理》一书。

比较历史学与历史教学

一“要想认识自己,就必须把自己同别人比较.”古罗马伟大历史学家塔西陀(55—115)的这句名言,引起了德国文豪哥德的共鸣,他在诗剧《塔索》中写道:“如果你认为自己失去价值,就把你同别人进行比较。”可见同别人比较是认识自己的有效方法。岂但认识自己,观察自然现象、研究人类社会、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莫不如是。当代西德著名教育学家希尔克曾经指出:比较是“

比较历史研究视阈下的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

“赋税基本理论”把中西中古赋税这两个比较历史研究单位“纠结”或“连接”为了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和纠结或交叉的历史方法的调和问题。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生成,除受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外,更主要地决定于各自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不同,生成的内在逻辑进路不同。在性质殊异的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形成中,成因不同的土地“低度私有”以及动产私有程度的高低等财产所有权形态是重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