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祭礼之割裂暨“比较经学”之重新展开

明清之际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反方以天主教弥撒来裁度儒家祭礼,辩护则将弥撒与祭祀区隔为两不相关。"弥撒是否祭祀"的话题,于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激烈地上演,在华因受到抑制未得以充分展开。如今重新审视以阿奎那"对象"与"方式"两相统一的祭礼神学来诠释儒家时碰到的问题、有益的经验及"比较经学"重新展开之可能性,可以发现祭祀"对象"所呈现的"临在""如在"之别,无非是神、人关系的具体表现;耶、儒祭祀之"方式"都体现出明显的神圣性。

“马相伯与比较经学”学术研讨会

2017年11月16—17日在上海召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中心主办,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合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加拿大等地高校以及徐汇区文化局、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等单位的相关专家学者莅临会议,围绕跨文化研究与神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马相伯全集》与比较经学等议题展开讨论。

百年芬兰文老学译介源流研究

聚焦百年芬兰老学研究的历史浮沉,可以看到两种源流促成了北欧老学的勃兴:一是欧洲语种的转译途径,二是芬兰入华传教士汉学家对道家智慧的世纪追寻。这两种源流的交汇使得20世纪中叶以来的芬兰老学译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过聂米宁、阿波宁与米娜等汉学家的开拓,芬兰当代老学研究聚合了欧洲多语种译本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考古新发现,发展出比较经学视野下的新型译介范式。百年芬兰老学译介的源流线索折射出中国道家经典走向欧洲的多维度发展路径,为深度理解“中国-北欧”道学与神学本体论终极视阈汇通与核心价值观的对话模式开启了崭新的视角。

口传注经与诠释历史的真值性(上)——兼论公羊学的诠释学传统和体例及其他

美国汉学家韩大伟是一位对西方汉学主义给予隐性颠覆与解构的中西比较经学研究者。在《孔子之口授注经考辨三则》一文中,他提出了"孔子口授注经"这个重要的中国经学诠释学命题。我建议使用"口传注经"这个命题以对"口授注经"取而代之,因为"口传注经"在汉字思维上更切近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内在学理本质。《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解经话语是语录体,是中国经学诠释学传统中"口传注经"的历史见证,而唐代经学家啖助也提出了《左传》为"口传注经"的问题。一部《春秋》在"三传"的理解与解释下,左氏、公羊氏与穀梁氏各立门户,师法与家法的分野导致《春秋》正是在三种不同的诠释学系统中越发佚失了文本的原初意义。释经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对"五经"或《十三经》文本其汉字原初意义的还原性诠释,其关涉到历史的建构与解构、承继与颠覆的国族重大意识形态等问题。历史的本体只能是在场的言说,文字书写的历史从未以其符号的固定性记忆有效地拯救过主体在场言说意义的真值性,文字历史永远是被学者以种种书写欲盖弥彰的假象历史。

《旧约》历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鲁史《春秋》的手法,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为基本内涵,又称"春秋五例",为后世史家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记述历史的主要手法之一,"春秋笔法"又具有超越一家史学的重要意义。《旧约》历史书是希伯来圣经史学性质的集中体现,在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方面都与"春秋笔法"遥相呼应。用儒家经学之"春秋笔法"来解读圣经《旧约》历史书,是一种理论创新,二者的对话具有比较经学、叙事学以及阐释学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前期基督新教徒的儒学观——以柯大卫《四书》译注为中心

柯大卫对《四书》的首次完整英译,带有鲜明判教贬儒色调。其《四书》译注基于《圣经》诠释视域,较为全面地表达了对儒学宇宙本体论、人性修养论、圣人治化论的批判性解读,具有儒耶经学的比较特色,体现了十九世纪英语世界基督新教徒批儒心态下的儒学认知水平,为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儒耶相融互动提供了有益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