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多民族比较诗学体系化建构的可能性——龚举善教授《中国民族比较诗学研究》的总体逻辑

延续《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对于“多民族文学史观”“多元一体格局论”的一贯强调,龚举善教授新著《中国民族比较诗学研究》以“民族比较诗学”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代”为立论的空间和时间界域,从民民、民汉、民外三大维度系统检视了新中国相关学者对我国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所做的原生性比较以及建基其上的后发式建构性比较研究集合体的状貌、特征和规律。该著所体现的融合互鉴观念、纵横比较方法以及立足中华、放眼世界的学术志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多民族比较诗学的体系化建构提供了新的认知可能性。

质朴平淡与浓烈奇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札记

与中国诗学情感节制说相辅相成的,不仅仅有'温柔敦厚'、含蓄隐约的阴柔美,还有一个甚为重要的特色:——即中华文艺与诗学的质朴平淡品格;同样,与西方诗学渲泄情感说相辅相成的,不仅仅有雄浑奔放的崇高美,还有西方艺术与诗学那浓烈奇特的品格.以下是作者对中西诗学这两种品格所作的研究札记.

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和目的——兼与叶维廉、乐黛云二先生商榷

对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比较研究,就是“比较诗学”,在西方,阿里士多德写于雅典的《诗学》一书,向来被公认为西方文学理论的奠基作,《诗学》也就代表着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界习惯将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称作“比较诗学”。据厄尔·迈纳一九八三年八月,提交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的题为《比较诗学》的论文中说:“

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

对话主义作为巴赫金学说的哲学出发点与理论归宿，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位置。巴赫金借助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提出了他在诗学、美学乃至哲学上的基本立场──对话主义。巴赫金把对一位具体作家（陀思 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具体分析、一套新的诗学话语（“复调小说”理论）的提出及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对话主义）的构筑有机结合在一起，由此开拓了一条从具体专家专书研究“通向”抽象理论建构之途。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旨归。对话主义对比较诗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

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走向比较诗学

走向比较诗学张海明内容提要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引人瞩目。而所以如此，和比较文学的拓展，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这一时期中国文论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不过，比较诗学虽由比较文学发展而来，但它并非比较文学的副产品，而有其独具的...

略谈性别意识和比较诗学

差别引起比较,比较产生鉴别,鉴别生成思想,循此理路在当今人文学科业已建构出许多以“比较”命名的分支学科。比较诗学,就是其中颇受人们关注的一种。然而通行的比较诗学,只被限定在跨国性的比较文学格局之中,仅仅将中外已有的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视为比较诗学研究的对象。

诠释循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意义

从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到寻求"共同主题"的平行研究无疑给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比较诗学"的产生则意味着比较文学向理论层面的渗透取得成功。就此而言,比较诗学,特别是中西比较诗学,乃平行研究所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乃相互异质的文化本文之间"对话"的过程,这种跨文化的对话需要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和理解而又能准确表达出两种文化各自独特性的"话语"作为其中介,这已经成为比较诗学研究者。

走向比较诗学

《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刊登张海明的同题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已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走向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作者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一、80年代以来的比较诗学热及其原因。比较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越来越引人瞩目,而所以如此,和比较文学的拓展,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世纪末”的文化境遇与我们的出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中西文化“平行研究”与“话语建构”讨论会纪要

从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到寻求“共同主题”的平行研究无疑给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比较诗学”的产生则意味着比较文学向理论层面的渗透取得成功。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乃相互异质的文化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种跨文化的对话需要一个能为对话双方所接受和理解又能准确表达双方各自独特性的“话语”,这一点经过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不断论证,业已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共识和不言而喻的前提。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话语中介“如何”才能建立起来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还不够深入。

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

张海明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乃至一个新兴学科,比较诗学,尤其是中西比较诗学在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热切关注。由中国的文学现实所决定。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早熟的态势,并以侧重中西诗学的比较为特色。最早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当推清末的王国维。张海明认为,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有比较诗学的因子。30年代以后,中西诗学的比较意识更趋强烈,所见也较先前更为深刻,但真正代表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实绩的,是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