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一项技术,其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与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式有关。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比附援引则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技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法律史视角下比附援引的现代化路径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断狱"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1997年刑法》彻底废除了类推原则。某些学者武断地将比附援引与类推原则二者彻底等同,同时将比附援引与类推原则一并移除。本文旨在通过介绍比附援引在中国刑法史中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厘清比附援引与类推原则的界限,进而探究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的兼容路径。

清末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存废之争--以《刑律草案签注》为中心

清末修律以防止司法擅断流弊、引进文明制度为据,废除比附援引制度,在新刑律草案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但在该草案签注前后引发了激烈争议。绝大多数签注以法不足以尽万变之人情、司法官自由裁量流弊更大为理由主张保留比附援引这一固有制度。在预备立宪这一大背景下,采纳西式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比附援引乃大势所趋,修律者以法律进化论为主要理论武器,紧扣立宪大局,助成此目标的初步实现。作为对争论的妥协,双方同意通过编辑判决例来规范司法官的自由裁量,但没能付诸实施。如何把握具体制度变革与整个社会转型之关系、有效规范法官之自由裁量等难题,编辑判决例、以司法方式推进立法改制的思路值得借鉴。

传统中国法比附援引的源与流

文本表达与司法实践背离的问题自古有之,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传统法比附援引在弥合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的缝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缘法定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二者共同保证了司法结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如何约束司法者比附的恣意性,是比附援引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保证。探究比附援引的源与流对当下罪刑法定下如何把握扩张性解释的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比附援引到类推解释:传统司法方法的近代境遇——民国学者关于法律解释的一次争论

随着近代中国引入西方法律的浪潮,罪刑法定原则在清末法典中得以确立。作为传统司法活动中一项重要的适用规则,比附援引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其所指代的司法适用方式也被法律解释理论中的类推解释替代。虽然民国刑法典中也明确重申了禁止类推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民国法学界对于刑罚是否应允许类推解释仍未持定论。反对者从法理角度对类推解释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支持者多结合社会现实进行合理性论证。民国学者对类推解释的争论大致可以展现出传统司法方法在近代西方法学理论传入过程中的学术演进和价值观转变,也为我们比较其与现代法律方法的异同进而深刻认识现代法律解释术语背后的历史寓意提供参考。

论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与缘法定罪之间的张力

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贯穿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法制历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比附援引作为司法技术弥补了缘法定罪谋求形式正当所带来的弊端,很好地回应了规则僵化所带来的不公正问题。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各自具有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二者形成合力,共同保证了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传统法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对于我们今天严守法律规则与认可必要的自由裁量之间如何协调运作以及如何防止解释和裁判的异化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比附援引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对于重构我国现代类推制度的启示

比附援引制度用于应对刑律没有明文规定某一行为如何定罪量刑,但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又需要对此行为施以相应的刑罚而设置。此制度为中华法系一大特色,从隋朝正式建立到清末沈家本等人参酌西律力主罪行法定原则而废除,期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对比附援引制度进行梳理和史料挖掘,发现其随着民族法律文化融合而进化,且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弥补法律漏洞的可行性以及处罚违背"正当理性"的潜在性为其存在的法理基础。那么在当下受西方法治文明影响的社会背景下,按照比附援引制度的进化理路,同时立足其法理基础,对于重构我国现代类推制度是有所裨益的。

沈家本对比附援引旧制的改革

清末,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传入,特别是资产阶级罪刑法定学说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的比附援引旧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法学家,以清末修律为契机,力图在刑法中废除比附援引旧制,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当推这一改革的代表者。本文拟对沈家本的这一改革作一简要的评介。一、改革旧制的舆论准备沈家本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指导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比附援引旧制给予严肃的批判,为改革旧制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准备。他在论述汉武帝滥刑暴政,以致"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时指出:"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此真以他律相比附点。巧法出于奸猾,其律无明文可知。罪同论异等语本于桓谭。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中国古代罪刑法定之辨——从“断罪引律令”展开

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的研究,大多陷入"西方有,中国也有"命题预设,或是受制于"现代化叙事"的桎梏,缺乏一种珍视传统却不抱守残缺的研究。反思以往的研究进路,以"断罪引律令"作为切入点:当断罪有正条时,依法裁判虽是中国古代司法的客观情形,但与如今罪刑法定要求的通过依法裁判来限制司法权有一定差距;当断罪无正条时,比附与类推由于在概念内涵、设置原因和具体类型上有所不同,故二者不能被简单等同。

中国古代法与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中国古代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大致有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三种学说。从形式上看,成文法、"断罪引律令"的存在的确表明了传统法存在某种罪刑法定主义的倾向。从实质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社稷为本位,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比附援引被频繁地运用等原因,使得传统法凸显秩序保障功能,人权保护功能付之阙如。由此以保障人权为基石、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近代意义的西方罪刑法定原则无从生根。

中国移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性——何以与中国本土资源相衔接

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中国古代“判例法”省思

每当论及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之时,比附援引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学界曾将古代司法中的比附视为任意比附、任情擅断,缺乏一种对其既赋以同情之理解、亦不避其缺陷的理性思考。从比附援引的运作原理与英美判例法中遵循先例原理的比较来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不存在类似于英美的判例法,其真正原因在于中西方认识论立场上的区别、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制度安排的不同。

中国传统法中的罪刑法定省思

关于中国传统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学界对此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各派学说都能在中国古代存在罪刑法定规定上达成共识,它们的立场分野在于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是否承载了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精神内涵。如果撇开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语词上的罪刑法定是存在的,但中国传统的罪刑法定规定关注的是"此罪彼罪"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侧重"有罪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故价值冲突才是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法不存在罪行法定原则的迷思之所在。同时,在否定中国古代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时需避免对比附援引、皇权专制的曲解与误读。

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以直接、便当的方式走入《大清新刑律》，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所以如此，是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灵魂这一特质决定的，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立的基石。《大清新刑律》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剔除了与其相排斥的比附援引制度，废除了以官赎刑的官当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得以确立。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但这种完美却是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