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源流和字形字义的多样性,研究中国书法比青铜器、瓷器、绘画都更为困难。但因为有着较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经验,在欧洲,又不乏专注的书法研究者在此领域耕耘和努力,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和毕...对欧洲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源流和字形字义的多样性,研究中国书法比青铜器、瓷器、绘画都更为困难。但因为有着较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经验,在欧洲,又不乏专注的书法研究者在此领域耕耘和努力,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和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代表了欧洲研究中国书法的两代人。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前者的研究基于一个大的艺术史框架,关注书法的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而后者基于汉学传统,关注文献和书法本体论,更似以中国之眼理解书法中的奥妙。他们分别有着各自对中国书法的认识,透彻理解他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中国本土书法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展开更多
文摘对欧洲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源流和字形字义的多样性,研究中国书法比青铜器、瓷器、绘画都更为困难。但因为有着较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经验,在欧洲,又不乏专注的书法研究者在此领域耕耘和努力,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和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代表了欧洲研究中国书法的两代人。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前者的研究基于一个大的艺术史框架,关注书法的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而后者基于汉学传统,关注文献和书法本体论,更似以中国之眼理解书法中的奥妙。他们分别有着各自对中国书法的认识,透彻理解他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中国本土书法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