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明踪迹追觅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内蒙古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草原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故乡,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草原文化。走进草原,就走进了历史,沿阴山山脉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西至阿拉善戈壁,草原先民雕凿于岩石峭壁上的反映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狩猎、乐舞、日月神灵祭拜的岩画比比皆是,在先人遗迹前,感受着北方草原文明的博大精深,无不引起我们无比的遐想和自豪。

登利可汗考

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有两串相似的可汗名号,一是东面第1行和南面第13行的teηri teg teηri yaratmi? türk bilge kagan,一是北面第1行的teηri teg teηride bolmi? türk bilge kagan,他们分别对应的是汉文史料中的伊然可汗和登利可汗。唐代文献对伊然可汗的名号有两种不同的译法,一作"伊然",系yaratmi?的音译,一作"登利",系teηri的音译,译法不同而已。伊然可汗是毗伽可汗的继承者,于开元廿二年继位,廿八年卒,在位七年,伊然死后,其弟继位。继位者的可汗号与其兄相似,也含有teηri一词,译成汉文也是"登利可汗"。所以,突厥汗国实际上有两位登利可汗。开元廿二年唐廷派李佺册封的是第一位登利可汗(即伊然可汗),开元廿八年李质册封的是第二位登利可汗。

《阙特勤碑》南面铭文的作者与镌刻年代问题

《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有大量雷同的文字,为什么同一段铭文会出现在两块不同的石碑上?它们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镌刻的?这些问题,从未有学者提出来讨论过。通过对突厥文和汉文两种史料的对比研究,我们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并得出了几点初步的结论。毗伽可汗在开元廿年作的《阙特勤碑》仅包括东面40行、北面13行和棱角处的纪年、落款。阙特勤碑建成之时,碑南面是空白,没有刻字。伊然可汗开元廿三年组织镌刻的《毗伽可汗碑》包括东面41行、东南棱角1行、南面15行和西南棱角落款。毗伽可汗碑建成之时,碑北面也是空白。直到开元廿八年登利可汗继位后,在唐朝李质的协助下,登利可汗在阙特勤碑南面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的空白处,镌刻了同一篇铭文。文中突厥汗国人心涣散的境况,反映的正是登利可汗继位之时突厥汗国即将瓦解的局面。直到开元廿八年才刻成的阙特勤碑南面13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15行,都是出自登利可汗之口,后者比前者多出的几句是登利可汗引用其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原话。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古代突厥语碑铭研究》于近期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是对第二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阙利啜碑》、《翁金碑》、《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和《苏吉碑》等9通碑的碑文的研究，包括碑文的历史背景、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和简单注释等。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对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古代突厥语语法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全书27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