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写本《杂阿毗昙心论》背印佛像研究

对东晋写本《杂阿毗昙心论》背面的佛像从印制地点、时间、工艺、模拟实验4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佛像印制地点为敦煌,印刷时间为北周,印刷工艺为雕版印刷。初步推定该佛像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论道安《阿毗昙序》中的几个问题

僧伽提婆将《阿毗昙八犍度论》译成汉文后,道安旋即作《阿毗昙序》,高度肯定了《阿毗昙八犍度论》。而道安在《阿毗昙序》中所说的以"义第一"著称的迦旃延并不是《阿毗昙八犍度论》的作者,事实上《阿毗昙八犍度论》真正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和迦旃延同名的佛涅槃后三百年的说一切有部论师。

毗昙学派与南北朝佛学大乘意识的树立

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树立,始于南北朝,这其中涉及到《毗昙》、《成实论》的理解与定位。本文以毗昙学派与南北朝佛学大乘意识的树立为探讨对象,指出早期中国佛教将小乘禅法、阿毗昙论书理解为"大乘",而且将"小乘"的《阿含经》作为工具书,给予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信奉有部的学者继承"大乘非佛说"的论调排斥大乘佛教,重视大乘的学者则以"五时判教"为基础,主张大乘佛教为佛陀说法的最高阶段;另一方面,受到六朝兼习诸说的影响,亦存在大小兼学的现象。

《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净”

《阿毗昙心论》是说一切有部论师法胜根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要义而造的重要经典。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常我乐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在对涅槃四德的"常乐我净"思想描述时,明显地借鉴了有部尤其是阿毗昙的哲学。然而,《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静"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净"思想有其独特的存在基础和形式。

东晋南北朝时期毗昙学研究状况综述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毗昙学研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但由于原典数量繁多、论疏类文献散佚、史传记载模糊、研习人物关系复杂等原因,很少被作为主题进行专门探讨。本文在厘定'东晋南北朝时期毗昙学'这一范畴的基础上,对现有成果中涉及毗昙学研究的部分进行了拣选和整理,以期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毗昙学的专门研究提供材料和线索。

龟兹石窟的佛教思想基础与框架——对龟兹石窟的毗昙学考察

毗昙学是佛教历史上重要的思想体系。龟兹长期处在毗昙学思想的覆盖区内,毗昙学就成为龟兹石窟的主要佛教思想基础。龟兹石窟是龟兹佛教"表法"的重要艺术形式,毗昙学的理念必然在龟兹石窟中有鲜明的体现。毗昙学应该是我们研究龟兹石窟以至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用毗昙学理念考察解读龟兹石窟的内容,必能进一步揭示出龟兹石窟更深的内涵,将龟兹石窟和龟兹佛教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早期中国佛教中的禅数与毗昙

佛学最初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支,与大乘般若之学相对的,常被称作小乘禅数之学。但何谓"禅数",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把"禅数"视作禅法与毗昙的合称,抑或仅用"禅数"指称禅法,直接关系到对早期中国佛教的定位。"禅数"一词是中国佛教创制的概念,道安、慧远、僧祐等所谓"禅数",主要指谓禅经。但同时,毗昙也在早期中国佛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毗昙辨明法数的特点,为道安提供了诠释经典的重要方法;毗昙对实有的主张,为慧远的念佛三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初唐时代唐与新罗关系的变化——以毗昙之乱为中心

公元647年,新罗内部发生了以毗昙为首的叛乱。以毗昙之乱为中心点,唐与新罗之间的关系与交往策略都发生了改变。前期唐朝意图将新罗收归己有,而在毗昙之乱之后,由于新罗积极事唐,唐朝放弃了之前的策略,转而与新罗结盟。通过与新罗的联盟,唐朝达成了灭亡高句丽的目标,新罗则借此契机一举统一了半岛地区,成为半岛三国之中最后的赢家。

简论毗昙学对慧远论体文之影响

东晋高僧慧远,受其时毗昙学的沾溉,在其论体观念与论体文创作中多有表现。注重名相辨析,采用多种论辩方法,破立结合,条分缕析,其论体文成就突出,堪称东晋"论"坛的一方重镇。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

毗昙学在早期佛教中的影响历来很少被学者重视,通过对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毗昙学对整个早期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影响,而毗昙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慧远和道生,对早期中土的涅槃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

毗昙学在早期佛教中的影响历来很少被学者重视。通过对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毗昙学对整个早期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影响,毗昙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慧远和道生,对早期中土的涅槃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藏敦煌文献S.2313研究——兼论唐代毗昙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英藏敦煌文献S.2313,在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中题为《三界断惑图》,而《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收录了S.2313的一部分,题为《三界图》。从内容、时间以及人物关系上考证,英藏敦煌文献S.2313应是《宋高僧传·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和《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中所记载的《三界图》之一部分,其作者为唐末西明寺慧则律师。它一方面可以看作是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毗昙学仅存的著作,另一方面属于圆测之后唯识西明系的重要文献。其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圆测的佛学思想,将大乘唯识学和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融合、互证,颇具特色。《三界图》作为魏晋南北朝以后毗昙学仅存之作,有助于了解毗昙学在唐代的发展及其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典型在夙昔——印顺、吕澂《阿毗昙心论》歧见之检讨

绪论吕澂先生和印顺法师作为20世纪汉语佛学界双峰并峙的典范人物,受到学界高度推崇,被誉为20世纪汉语佛学研究的'双璧'。两人身世际遇和学术风格的差异,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双方学术观点上的差异,蓝吉富先生主编的《印顺吕澂佛学辞典》也多有简明扼要的提示。但对两位哲人关于印度佛教史的歧见进行具体而微的深入个案研究,笔者孤陋,似尚未及见。

论“格义佛教”概念之缺陷

格义作为中国佛教早期的一种解经方式,采用儒道概念来解释佛教,对于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但在流传中也出现了违背佛教根本思想的倾向。随着佛教经论的翻译逐渐完备和佛教本有的理解路径的通畅,格义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在陈寅恪、汤用彤先生对格义重新阐发的基础上,从用语、习俗、思维方式等角度来探讨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异,得出了中国两汉魏晋以来的佛教是格义的佛教,格义佛教是中国化佛教的本质特征等诸多结论。但这些结论显然不能成立,根据主要是:早期汉译佛经虽然使用了儒道术语,但这些术语的使用受到了佛教思想体系和解经原则的严格制约;汉魏两晋以来流行的毗昙学和般若学奠定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并对中国佛教思想具有修正和净化的作用;中国佛教对内、对外采用不同的话语系统,日本等国学者偏据对外性的话语系统来观察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悖离史实的。

格义之学的兴衰及其佛学背景的演变

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格义用儒道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佛经术语,为佛教概念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但其在方便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背离佛教思想的倾向。随着道安等人提出的"附文求旨"的解经原则的确立,加上建立在《阿含》《毗昙》《般若》等经论之上的佛教概念体系的建立和佛教内在理解路径的畅通,格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逐渐淡出中国佛教的视野。

将佛法中“三法门”引入《黄帝内经》现代诠释的探析

本文简介了佛法中三法门的相关内容,对空门、昆勒门、阿毗昙门三个方法进行了阐释说明,为《黄帝内经》的现代阐释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及方法说明。

以佛法中“三法门”诠释《黄帝内经》中的“黄帝”

本文运用解佛经的三法门,即:空门、昆勒门、阿毗昙门,如实诠释了《黄帝内经》中的"黄帝",为中医文献的现代诠释工作提供一整套研究工具。

智顗、吉藏“数论”用法初考

就佛教而言,"数论"一词除了指代数论外道(Sākhyā派)之外,在中国佛教文献中也经常出现,但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固定。智顗多用"数论"一词指代阿毗昙论书,吉藏则将"数论"作为"数、论"的并称,用以指称阿毗昙论书(数)和《成实论》(论)。辨明"数论"一词的含义,是研究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的毗昙学和《成实论》的思想必不可少的一步。

敦煌写经永兴郡佛印考

本文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毗昙心论卷十》敦煌写经所印朱文"永兴郡印"及敦煌地区历史地理沿革的考察,认为此卷写经应诞生于北周武帝改晋昌郡为永兴郡后至下令禁佛期间(561-574)的敦煌地区,而经卷背后的永兴郡捺印佛像版画,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幅版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