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佐制对鄂伦春人氏族制瓦解的影响

路、佐是清政权为统治鄂伦春人而设立的社会组织机构,它作用于鄂伦春人氏族社会是从清初开始的。而在清以前,历代中央政权并不了解鄂伦春人。元朝以前大致包含在室韦人中;元朝则包含在“林木中百姓”中;明朝有可能包含在“北山野人”即“使鹿部”中;

《周礼》司法制度中所见的氏族制残余

《周礼》有关司法制度中保留了许多氏族制的残余。其中所载的复仇、发誓、象刑、众惩刑等反映了早期刑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周礼》所记载的司法条文为我国法制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赫哲氏族制瓦解之我见

清朝时期,赫哲社会仍然处于'氏族公社'阶段,'氏族组织'以其坚实的生命力迫使赫哲人在文明大门之外徘徊着,尽管如此,氏族制由于受到来自自身成长起来的'异己'力量的严重冲击以及外部势力的强劲挑战,使其'免疫力'日益下降,它的瓦解只是时间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其经济、政治、等级差别乃至思想等方面的分析,并就这些问题进行若干尝试性探讨. 一。

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

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期间，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国家形成方式不同，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希腊文明基本社会组织是城邦制；中国古代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第二是文化内涵不同。希腊公民是作为自主的个体的人参与城邦各种活动，人是第一位的，法律在人之下，是人活动的产物；中国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是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第三是生存状态不同。希腊城邦公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海外贸易和殖民为主，而中国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的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个古代文明本质的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克木人的村社和氏族制遗迹初探

我国克木人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和景洪两县。根据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统计,共有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勐腊县南部有一千二百多人,景洪附近山区五百多人。我国克木人与老挝、泰国境内的克姆族以及越南西北部的高目族在语言、体质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克木、克姆、高目都是翻译时汉文的异写)。特别是中老两边的克木(或克姆)人,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上互相依存,他们互相通婚和自由迁徙,以致形成今日的跨国境而居的状况。解放前,克木人居住在亚热带山区,这里四季不太分明,但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即每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为旱季,五月至十月为雨季。全年平均气温为二十度,最高气温为三十八度。这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日为一百六十六天。

论男女分工不是母系氏族制确立的原因

人类社会跨入氏族制阶段后,首先进入的是母系氏族制。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群婚状态下,子女只能够确认生身的母亲而不能够确认生身的父亲。这必然导致“母亲”(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母系氏族制确立以后,原本较模糊的男女分工在“母亲”的主持与分配下开始变得明确起来,但这种明确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程度。男女之间较明确的社会分工至多只能是母系氏族制确立的结果,而绝不是母系氏族制确立的原因。

评李亚农先生对北魏社会的研究——关于“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的后编

李亚农先生在他所著的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后编中说,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由封建社会改变成了“前封建制”社会,“这种前封建制”是由“氏族制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制的剥削方式混合而成的”社会制度。我认为这种看法在观点上很有问题,这里特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古代苗族母系氏族制的语言学线索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古苗语的*mripD是"人、动植物的母亲"也是"首领";*maC的本义是"由女人承嗣的世系";*praB是"父亲"也是"捆绑、黏合"。从认知语言学的文化模式来看,在苗语的提问和并列结构名词或固定短语中,女性处于无标记地位,男性处于有标记地位,这说明在古代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重要;在湘西和黔东苗语里,姨系亲属称谓等同于堂系的亲属称谓,都被认为是兄弟姐妹,并禁止通婚。这些语言学证据和其他社会习俗证据共同构成系统的证据链,证明历史上苗族的确存在过母系氏族制。

克木人的图腾崇拜与氏族外婚制

“图腾”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落的语言,表示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母系氏族是同时发生的,并且随着氏族的发展而发展,因为母系氏族社会图腾信仰极其盛行,一般又称该时代为图腾时代。图腾又是氏族外婚制的标记,它对禁止血缘婚、实行氏族外婚制起了保证作用。 1980年春,我参加了国家民委、云南省民委组织的克木人民族识别调查组,到西双版纳勐腊、景洪两县克木人居住的村寨,进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克木人的图腾崇拜与氏族外婚制。

苗族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和“议榔”制

(一)苗族先民氏族社会的残迹 我们今天来研究苗族社会组织或复原古代社会,较为普遍的依据是:苗族史诗、传说、现存的民族资料,苗族的语言、服饰、互相称呼和带有氏族、部落特征的各种残迹。包话婚姻、丧葬、祭祀、宗教、节日等等习俗。通过这些残存的资料来剖析苗族远古社会。 母系氏族的残迹:

一种氏族民主制与两种人类文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读后存疑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人类学巨著《古代社会》是一本影响至深至远的经典之作,作者在该书中力图考证早期人类的氏族社会中存在着民主的传统,并以所有民族并无优劣之分的前提向读者说明: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特别是宪政文化中的民主精神来源于氏族社会,并一脉相承有迹可寻地延续了下来。然而事实是东西方两种文明以几乎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途径发展下来而形成了两种差别很大的文明形态。在摩尔根的书中谈到即将跨入文明社会的高级野蛮社会时,古希腊与古罗马成为了唯一被选择的例证,对于东方各民族的发展轨迹摩尔根却涉及甚少,东方文明中的君主专制体制沿续千年的事实在文中也找不到任何解释,这是一个令人存疑的问题。

武家封建制时期日本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

氏族制在朝廷与地方的大量残留,使律令制度在12世纪以后的日本开始式微。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到江户时代已臻至顶峰。对这一过程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

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殉现象通常出现在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或父系氏族制已经确立的历史时期，人殉最初是以妻妾殉夫的形式出现的。黄展岳先生曾对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期墓葬中的人殉遣存进行过系统考察，认为可以初步认定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论清初仪仗之制的演变

在《清史稿》中,关于清初仪仗制有如下记载:“清自太宗天聪六年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其制甚简。自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数目及品官仪从。”既然后金天聪时期仪仗之使用已定制,那么,清代仪仗制即应由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溯起。一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为祖、父复仇名义起兵,开始削平诸部、统一女真的大业。当时,女真各部正处于“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状态,即为残余氏族制与奴隶制并存的时期。无疑,仅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此时政治、军事实力都很软弱,绝没有条件考虑并设置标榜统治者等级、身份、威严的仪仗。

夏代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形成的时代

夏代是《史记》所记殷周以前的第一个朝代。《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都是西周初年的记载,则殷前有夏,实无可疑。夏代相当于商代汤以前的世系,《史记·殷本纪》

周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评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超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近25万字,新义纷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是近年来周代史研究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 国野制度是上古史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与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乃至思想文化无不密切关联;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书从国、野问题入手,以“清理中国古代文明逐步摆脱氏族制羁绊的成长轨迹”为基本宗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国和野的区别,国人和野人的成分,西周国人和野人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春秋时期国、野状况的变化,战国时期国、野界限的消失等问题。其主要观点是:西周存在着国、野之别,国指少数文化先进的“点”,野则是相对较为落后的“面”。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包括部分被证服者;野人的成分有“亡王之后”、落后部族和“流裔之人”等几大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国、野都没有真正作到按地区划分国民,国、野关系是在两种族团间结成的奴役关系。因此,西周国家只能算是初级形式的国家。春秋是过渡时期。

殷代的社会生产和奴隶制特征

殷代是奴隶社会,已多为史学界所公认。但因为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依据和认识有不同,对我国有关古史分期的史料解释也不一样,所以在具体论述到殷代奴隶制的实际情况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仅从殷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了一般的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氏族制虽还严重存在,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已为以地域和近邻相联系的农村公社所代替;奴隶虽已用于生产,但在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仍为农村公社的成员。因之我国在殷代还处于早期奴隶制,亦即家长制奴隶制的阶段。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

顾亭林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从氏族制的变质存在于后世者而言,秦汉为一大关键。秦汉家族的性质,已不是古代的了,而是中国中古社会乡村自治体的特殊编制。这种乡村依于血缘的巩固结合,起源于秦汉的乡亭制。中国族谱学亦是由汉开始(严格之义)。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承吴晗兄征得潘先生抄稿见赐)云: “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歧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

古典世界奴隶制经济与先秦社会经济比较研究

世界古代各民族在所处的原始氏族制解体后,是否按照同一道路进入文明社会?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便予以注意了。到了1881年马克思在其著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明白指出:“有些部落在地理上是如此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