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之困境剖析

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内含三个困境: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批判逻辑上的文明不可借鉴论和实现路径上的教育救国论。该命题不仅与"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相矛盾,而且没能真正切中"中体西用"的要害,其原因在于严复的体用观有着其内在的缺陷。

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进入了“转型期”还是“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的延续?

20世纪 8 0年代末以来 ,以马科斯、苏哈托及素金达等被推翻为标志 ,很多学者认为泰国及东亚其他威权政治国家进入了“由一种政治形态到另一种政治形态的质的飞跃过程” ,即进入了转型期。然而 ,政治体制的实质内涵与其形式的背离 ,是泰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长期存在的现象。以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 ,并未改变泰国“威权为体 ,民主为用”的本质性特征。威权政治产生于传统专制、佛教善恶业思想及权威崇拜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之中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日本等国的经历来看 ,改变这种方式 ,决非几十年能奏效的事。即使民主机制不断得到巩固 ,泰国的民主也不会是西方民主的翻版 。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析严复的民主价值观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传统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封建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及文化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此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寻求新型范式之路。“自由”与“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两个最基本范式。在西方思想史中,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传统,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重要代表严复的民主思想基本追寻的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路向,他在认同人民主权价值的同时又对民主的“民利”价值进行了阐释,认为民主的根本价值在于对自由权利的保障,因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主张。基于此,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他亦从理论上认识到单纯民主既有保护“民利”的一面,又有妨碍自由的危险。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制度与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党政关系

政党是民主实践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领导核心。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顺各类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对党政关系的分析需要从制度和过程的分析范式切入,运用总体性的观点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构建及其制度优势进行理论剖析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的党政关系既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与本质要求

民主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代化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时代升华,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为其特色和优势。它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良政善治和弘扬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民主的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以人民逻辑统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话语建构、民主形象塑造以及推动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将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民主发展提供全新选择。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新时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

全国人大已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的工作规划之中。作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约束诉讼主体行为的基本法律,应该明确刑事诉讼中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同时也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确立的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检法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力的集中本位及其分工的相对性。新时代应该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顺应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以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自洽,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

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机理及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刻的运行机理,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民主主体全方位覆盖,强化了民主运行的动力支持;数字技术赋能民主环节全链条运转,完善了民主运行的过程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场域全时空延展,构建了民主运行的环境支托。同时,数字时代也暴露出数字技术的滥用掣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实现、数字利维坦的宰制造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制约、数字鸿沟的形成阻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等潜在隐忧和风险。我们需要从政治、价值、技术、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数字赋能的正向作用,通过坚持党管数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克服技术中心主义倾向、深化数字创新发挥数字新基建赋能、形成算法规制防范和规避数字风险,以此促进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大党“破题之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所在。基于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意蕴的把握,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从严以尚贤、任贤而兴民、民主护安邦的思想基础,并蕴含在其全面性、严格性和治理性的内在特质之中;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实践标尺,同时其发展也需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保障。未来应通过发展维护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体制机制,探索人民群众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拓宽全面从严治党“靠人民”的有效渠道,进一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能。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内涵、结构与功能

基层治理是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核心是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构筑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最广泛基础。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是历史的、经验的,也是前瞻的。深化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需要建构起体现引导、规范和激励功能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基层组织框架内各类制度要素根据一定的原则所建构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结构化制度形态,具有导向性、保障性、激励性显著特征。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民主体系、基层政权组织民主体系和自治组织的民主体系。前者发挥领导和保障作用,后者是基层民主治理的核心结构。完善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具有塑造秩序和激发活力的功能。理解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的内涵、结构与功能,对于清醒面对基层民主治理面临的挑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中的基层问题,走民主与法治之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数字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与路径

人民政协是加强数字民主建设和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载体,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的履职工作,有益于优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凝聚共识功能,提升人民政协的协商能力与治理水平。数字时代的民主实践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契合了全覆盖的民主价值,在保障政治参与和增强协商效能方面实现功能互补,数字公共领域的场域逻辑影响着数字民主运作方式,并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提出新要求。数字时代的人民政协将民主理念与目标嵌入协商治理过程,从委员履职便捷、协商机制完善、治理制度协同等三个方面健全协商治理机制。在新时代,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协商治理,需要人民政协在民意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凝聚全过程共识,形成数据与知识的双轮驱动,促进面对面协商与网络协商机制的有机衔接。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逻辑、制度体系与发展向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内涵上,将过程与形式、结果与绩效等融合起来,将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以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为基本要求,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在发展向度上,主要有四个着力点: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和稳定性;二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深化协商民主实践,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四是加强技术赋能创新,提升民主参与效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运行机理与价值拓展——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调查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属性鲜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的重要特征,但已有研究对其缺乏实证分析。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探索党建统领基层民主协商,采用“四议六步”协商工作法,持续推进村民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营造工作,完整地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和“以民主促民生”的运行机理。该实践将发展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目标统一起来,以民主的制度、程序、方法、手段和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巩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现实案例和理论支持。

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是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表述和发展愿景,而是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即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宪法框架,建立并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法律法规体系,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建构,深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实施和监督体系,从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运行和功能发挥提供硬性的法治保证。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