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行探索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锻造了新型革命政党;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全党以“两个务必”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行探索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纪律严明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将纪律建设置于重要地位,通过立规矩、抓教育、强监督、严执纪等举措,多管齐下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使党经受住了革命战争的考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使命型赋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赋能理念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赋能是将赋能与革命使命相结合的使命型赋能,赋能与革命使命不可相互化约。赋能指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思想意识、知识与技能、组织化等方面权能的提升,革命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要达成的社会革命目标。通过赋能提升农民权能既是目的,又是达成革命使命的手段。使命型赋能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决定的,它一方面避免了将革命使命口号化、空头化,另一方面避免了赋能的去政治化。对中国共产党使命型赋能的研究回应了学术史上关于农民赋能的化约论与二元对立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使命型赋能经验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使命型赋能有重要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婚姻伦理建设研究

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婚姻伦理建设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婚姻道德关系的革新与进步,建立起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大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婚姻伦理运用于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即确立并推行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规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根据革命情势对婚姻伦理建设的方针措施作出灵活调整,以强化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婚姻伦理建设在新旧交替、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呈现出人文性与政治性相糅合、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结合、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总结“是什么”,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相关研究存在不足。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文献的梳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时代课题的历史性回应,同时也能给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提供经验启示。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视,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塑造,二是在特定时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和使命的必然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认识发挥着思想基础的作用。

多重危机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及前景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2021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实现“回归”,但其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冲击下再次中断。欧洲经济低迷和能源危机叠加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使他们对建制派政党的不满与日俱增,而积重难返的难民问题更是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社会结构变化、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形态偏差以及组织建设存在缺陷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深陷困境的原因。鉴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和日趋碎片化的政党格局,无法拿出有效应对方案的中左翼政党很难重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动因、举措及影响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因此,中国共产党向来都非常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尽力克服各种困难,通过建设宣传阵地、创办党报党刊等方式,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诋毁,筑牢了党员的理想信念根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受启发、观未来。本文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动因、举措及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以期为新时代我们如何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提供现实启示和经验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互构——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一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其理论视角在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比较新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土壤,使得现代文学批评内生地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参与并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社会实践,二者实现历史互构,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多维探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理论逻辑看,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阐释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经历了党的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实现转折、全民族抗战时期彻底清算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总结经验的历史进程;从现实启示的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推进伟大自我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解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他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他提出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展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具体语境中的呈现方式。他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具体性入手,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阐释,既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又因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推行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索历程,经历了较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从大革命时期民族自决主张的提出,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后面是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首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实施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在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分别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叙事策略、主要特征及当代启示

国际传播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展示形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制定政策文件,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创办报刊机构,拓宽中国革命传播渠道;翻译出版经典,厚实传播内容思想意蕴;联系国际友人,争取更多国际受众支持等持续发力,在多维叙事中走出了一条传播主体内外联动、传播策略灵活多样、传播理念创新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的国际传播特色之路。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愈演愈烈的国际舆论争锋,我们应传承和弘扬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国际传播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优势,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多渠道联合发力,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重视“受众本位”导向,塑造好中共国际形象;在多措并举中积极推进守正创新,续写好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事业新的华丽篇章。

论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学理内涵及其实现——基于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哲思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迫切性。当前,职业教育还未能摆脱“技能教育”“低技能人才的教育”和“差生教育”的社会认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关键在于认识其教育属性。基于对杜威思想的分析,职业应是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教育通过职业活动来建立与工作世界的联系,激发个体的职业兴趣来获得自我成长。当社会生产活动深化了职业内容,技能人才需要的职业教育内涵亦随之深化。其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要转向更为完善的人格培养,教学内容要转向“知其所以然”,教学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基于此,职业教育要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生涯指导,强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加强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体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昭通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

党的组织在昭通地区成立之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重要工作任务。面对复杂环境和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客观现实,采取以建立健全党的民族工作机制为优势,增进少数民族民生福祉为基础,培养少数民族骨干为抓手,广泛的新思想宣传为引领,壮大各民族的革命武装队伍为保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法宝的“六位一体”实践形式,取得了关键性成效。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在昭通地区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民族干部培养相联系,增强对各民族群众的政治牵引力;坚持统一战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融合,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向心力;坚持民族工作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相结合,增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力。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昭通地区的民族工作,阐释坚持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忠诚培育及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蕴含着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无产阶级政党、忠诚于劳动人民、忠诚于国家等政治忠诚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忠诚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忠诚内容包括对党忠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人民解放事业和为工农群众服务。党通过强化党性教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以及领导农村土地革命,不断培育共产党员的政治忠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建设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员政治忠诚教育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沂蒙地区党的纪律建设及其启示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纪律建设,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沂蒙地区党的纪律建设是我党纪律建设的生动写照和典型反映,对今天而言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大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沂蒙地区党的纪律建设主要可分为萌芽(大革命时期)、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发展(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和推进提升(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期。从中我们可得到宝贵启示,即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需要注重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纪律意识、建立完善纪律法规体系、严格执行纪律、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建立健全监督执纪的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入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

“二七”运动诞生了伟大的“二七”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封建争民主、不怕牺牲和团结统一的精神;苏区革命时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坚定正确方向、敢于善于斗争和担负历史使命的精神;延安时期,“二七”精神表现为反帝爱国、巩固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考察新民主主义时期“二七”精神的时代演进,对我们今天更好地传承“二七”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加强纪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历史证明,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始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完成使命任务的重要保障。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坚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心、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主要从革命史视角展开,对中共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叙述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论著,50年代始有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日益走向学术化,组织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①,偏重于对组织的建立与沿革问题进行考据、概述。至20世纪90年代,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②。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③,引起学界的共鸣,一些成果实际上反映了多个学科的融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共组织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党的领导人和中央、省级、县级党组织的活动,对普通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仍以概述类为主,重复性研究较多,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新世纪以来,中共组织史研究逐渐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拓展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历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