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萌芽,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开始形成,其内容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憧憬在世界实现大同社会,坚决赞成组织共产党发起中国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上、下两篇文章,这与共产党人革命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联系;中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要晚相当长的时间,新民主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农民喜欢共产,会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名称不会改变,共产主义无限美妙;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在走下坡路,中国革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能和平解决;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借鉴苏联经验,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行探索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锻造了新型革命政党;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全党以“两个务必”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行探索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纪律严明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将纪律建设置于重要地位,通过立规矩、抓教育、强监督、严执纪等举措,多管齐下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使党经受住了革命战争的考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使命型赋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赋能理念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赋能是将赋能与革命使命相结合的使命型赋能,赋能与革命使命不可相互化约。赋能指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思想意识、知识与技能、组织化等方面权能的提升,革命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要达成的社会革命目标。通过赋能提升农民权能既是目的,又是达成革命使命的手段。使命型赋能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决定的,它一方面避免了将革命使命口号化、空头化,另一方面避免了赋能的去政治化。对中国共产党使命型赋能的研究回应了学术史上关于农民赋能的化约论与二元对立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使命型赋能经验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使命型赋能有重要启示。

多重危机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及前景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2021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实现“回归”,但其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冲击下再次中断。欧洲经济低迷和能源危机叠加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使他们对建制派政党的不满与日俱增,而积重难返的难民问题更是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社会结构变化、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形态偏差以及组织建设存在缺陷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深陷困境的原因。鉴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和日趋碎片化的政党格局,无法拿出有效应对方案的中左翼政党很难重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互构——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一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其理论视角在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比较新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土壤,使得现代文学批评内生地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参与并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社会实践,二者实现历史互构,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多维探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理论逻辑看,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阐释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经历了党的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实现转折、全民族抗战时期彻底清算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总结经验的历史进程;从现实启示的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推进伟大自我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叙事策略、主要特征及当代启示

国际传播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展示形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制定政策文件,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创办报刊机构,拓宽中国革命传播渠道;翻译出版经典,厚实传播内容思想意蕴;联系国际友人,争取更多国际受众支持等持续发力,在多维叙事中走出了一条传播主体内外联动、传播策略灵活多样、传播理念创新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的国际传播特色之路。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愈演愈烈的国际舆论争锋,我们应传承和弘扬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国际传播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优势,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多渠道联合发力,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重视“受众本位”导向,塑造好中共国际形象;在多措并举中积极推进守正创新,续写好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事业新的华丽篇章。

论职业教育“教育性”的学理内涵及其实现——基于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哲思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迫切性。当前,职业教育还未能摆脱“技能教育”“低技能人才的教育”和“差生教育”的社会认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关键在于认识其教育属性。基于对杜威思想的分析,职业应是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教育通过职业活动来建立与工作世界的联系,激发个体的职业兴趣来获得自我成长。当社会生产活动深化了职业内容,技能人才需要的职业教育内涵亦随之深化。其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要转向更为完善的人格培养,教学内容要转向“知其所以然”,教学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基于此,职业教育要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生涯指导,强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加强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体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昭通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

党的组织在昭通地区成立之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重要工作任务。面对复杂环境和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客观现实,采取以建立健全党的民族工作机制为优势,增进少数民族民生福祉为基础,培养少数民族骨干为抓手,广泛的新思想宣传为引领,壮大各民族的革命武装队伍为保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法宝的“六位一体”实践形式,取得了关键性成效。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在昭通地区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民族干部培养相联系,增强对各民族群众的政治牵引力;坚持统一战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融合,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向心力;坚持民族工作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相结合,增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力。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昭通地区的民族工作,阐释坚持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忠诚培育及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蕴含着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无产阶级政党、忠诚于劳动人民、忠诚于国家等政治忠诚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忠诚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忠诚内容包括对党忠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人民解放事业和为工农群众服务。党通过强化党性教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以及领导农村土地革命,不断培育共产党员的政治忠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建设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员政治忠诚教育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加强纪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历史证明,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始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完成使命任务的重要保障。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坚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心、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主要从革命史视角展开,对中共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叙述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论著,50年代始有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日益走向学术化,组织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①,偏重于对组织的建立与沿革问题进行考据、概述。至20世纪90年代,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②。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③,引起学界的共鸣,一些成果实际上反映了多个学科的融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共组织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党的领导人和中央、省级、县级党组织的活动,对普通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仍以概述类为主,重复性研究较多,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新世纪以来,中共组织史研究逐渐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拓展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历程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历史考察

试点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常用的方法论工具。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试点的广泛运用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运用是一个“三期”接续推进的历程。在实践中,试点的内涵逐渐丰富,试点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试点话语也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实践,既是一个央地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党的领导力在央地互动中进一步增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也在探索中开辟。先试先行的试点助力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试点在开拓创新中也逐步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诉求,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工具。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华政策调整探析:基于意识形态转型的视角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作为当代德国主要政党之一,对德国政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保持理性务实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民党的对华政策从注重友好与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竞争与分歧。在此期间,社民党依次经历从工人阶级政党转为全民党、实施“新中间路线”,以及向左回调三次意识形态转型,却因此陷入传统阶级基础流失、政治空间被他党挤压、执政能力与效能衰退的困境。意识形态转型困境弱化了社民党对德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力,致使其对华政策更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降低了社民党政策框架的辨识度,以致其对华政策易于被政党博弈所左右;增大了社民党内部对华政策分歧,引致党内对华友好人士受到党内派系牵制。当前,德国社民党籍总理朔尔茨的对华政策深受国际环境、国内政党博弈,以及公共舆论钳制等因素的影响,逐渐背离社民党对华友好政策的传统。社民党意识形态转型持续面临的困境、中德紧密的经贸合作及其突出的世界意义,以及动荡不安、战乱频生的国际形势昭示着未来社民党的对华政策将兼具合作与竞争双重属性,在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解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他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他提出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展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具体语境中的呈现方式。他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具体性入手,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阐释,既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又因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历史根源比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表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的有机统一。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民主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三个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逻辑演进与社会党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历史根源的差异,决定了两种价值观具有本质区别。中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决不能移植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的过程,既是理论自觉过程,也是实践创新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经历了早期萌芽、基本形成和不断发展等阶段。中国封建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回应“一盘散沙”的时局之困和凝聚民族革命力量的实践之需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萌芽。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内在结构和层次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形成。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自觉,并探索出一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纵观整个演变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容错思想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容错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认识论,传承于中华民族容人之过的传统美德,发轫于党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容错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容错的原因、容错的依据以及容错的目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容错思想进行梳理与总结,可以得到几点启示:全面深化改革应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坚持容纠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