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新时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

全国人大已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的工作规划之中。作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约束诉讼主体行为的基本法律,应该明确刑事诉讼中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同时也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确立的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检法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力的集中本位及其分工的相对性。新时代应该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顺应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以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自洽,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

司法民主:理论与现实的困境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民主化备受关注。"司法以实现正义为目标"是考虑司法民主举措问题的根本认识前提,以急功近利心态的片面追求司法的社会认同,放弃了对民主因素介入司法的方式和制度上精雕细琢,司法民主将面临着在实践中走向偏离并最终陷入"司法无存"的困境。

司法民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司法民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把握改革的重点以及司法民主的推进方向。将民主性因素注入司法,必须确保司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空间,避免司法的政治化倾向,并强调一种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推进方式。

司法民主的空间:必要性、可能性及限度

基于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与提升司法权威的双重诉求,司法民主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法律论证理论为司法民主前提下的司法安排进行了可能性论证,这一论证在总体上抛弃了古典的、将司法看作法律精英操纵下的封闭活动的认识,并试图构建一种开放的、发生于司法活动过程中的多方协商与沟通机制。司法民主亦有其存在限度,由于"法治"的预设性,任何司法民主实践都必须以法律文本的有效性为前提,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中国未来的司法民主实践必须抛弃"舍法求法"的浪漫主义诉求,进一步探索由简单经验思维向法律思维转化的机制,将司法民主参与各方对法律文本之尊重义务具体化、责任化。

迈向司法民主的人民陪审制

司法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而人民陪审制是实现中国司法民主最重要的形式。但是,目前人民陪审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如"陪而不审",即人民陪审员怠于表达意见或其意见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有效影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人民陪审员参与及影响审判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以致目前的陪审制既不能促进人民陪审员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审判,也不能保障现有的参与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的影响。因此,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应体现平民化,尽可能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社会性、群众性。未来应借鉴英美法国家的陪审制和大陆法国家的参审制,立足中国国情,解决"陪而不审"、民众缺乏积极性等问题。同时,还应该从制度完善入手,在现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陪审制予以单行立法,以促进实质参与的陪审制为基本定位,而不是着重于考核、管理等规范陪审员行为的规定。在陪审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上,可以对陪审团制度进行试点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民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究竟什么是“司法民主”?

民主包括主体(民)、内容(主什么)、形式(多数决)三方面。司法民主是民众直接审理案件、以多数决的方式形成判决。雅典的公民审判是司法民主,而审判公开、司法为民、就地办案等都不是。合议庭的多数决只具备了民主的形式。民选法官时,民选的范围是有限的,选出的法官有独立性。我国的主审法官制应与合议庭的多数决相协调。审判委员会由于其成员是法官,实际可能是1/4决,决定过程不公开,因此很难说体现了司法民主。

司法的独立与民主:价值整合和制度架构

司法独立追求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规则模型,司法民主注重民众参与和意志表达,法治实践中两者存在紧张关系。应结合后现代社会关系性质和秩序状况,按照法律商谈论理路对司法独立和民主两种实现社会主体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进行价值整合,确立法官社会化、司法论坛化、司法能动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制度架构方向。

通向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及其优化路径

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实现司法民主,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陪审制的制度设计应体现"平民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参审制,陪审员和法官在审判权上无分工,都具有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由于陪审员缺少法律知识和专业训练,难以实现有效参审,不能消除"陪而不审"的痼疾。为发挥陪审员参审实质作用,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着力提升陪审员法律素质,在选任上"精英化",都使得陪审员"法官化",偏离了司法民主的方向。人民陪审员法体现了陪审员"平民化"的倾向,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但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大、事实和法律区分不明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问题。

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动向、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司法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着无序化及非理性化、缺乏制度和程序保障、体制外参与等严重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情形。必须强化制度化建设,通过规范公民的参与形式、规范媒体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及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使公民与司法在制度框架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保证公民参与在规范化的境况下进行。

藐视法庭罪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司法的民主化走向

近年来,媒体舆论高度关注、评论和质疑的司法案件日渐增多,公共舆论("民意")与司法的冲突紧张也日益明显,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和司法权威之间关系的学术争鸣和讨论,是否增设藐视法庭罪也就成为一个理论热点,甚至进入了两会提案。然而,西方言论自由、藐视法庭罪与司法过程的历史嬗变进程告诉我们,藐视法庭罪日渐为司法民主所"遗弃",而建立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和司法权威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理性构架则成为主流,这也许正是我国司法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

司法民主建设重在实践和创新——基于对广州法院系统司法民主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广州法院系统在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创新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等推进司法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诉求与满足的矛盾、条件局限与实践要求的矛盾等。为推进司法民主建设,应当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推动观念变革、倡行实际行动、强化能力建设。

司法与民主的三种关系

司法是依法裁判纷争的法律制度,其本质特征在于法官的法律理性;而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通过选举决定政治权力具体行使主体的政制安排。司法与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司法的特性决定了它与民主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就是彼此没有关系。除此等无关系外,司法与民主之间还存在两种人为关系:一是民主主宰司法,二是司法制衡民主。前者实质上是司法被民主工具化,是专制民主之产物。后者最早实践于美国,它是人类防御民主多数暴政的宪政设计,是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就我国而言,当下应在努力推行民主的同时坚持提升司法的法律理性,使司法不受制于民主民意,至于司法制衡民主那还为时尚早。

司法的悖论——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探究

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一对主要矛盾,即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所展开的争论进行探讨,试图以内在的视角考察西方司法制度的历史,揭示作为司法手段的司法的精英化与司法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进而阐明西方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和谐并使之共同服务于司法的目的,即公正裁判维护社会正义。而对于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来说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弄清司法之目的基础上应当以内在的视角考察中国当下的司法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寻找作为人类共识的思维方式之中的共性。

从司法的民主性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的民主性体现在司法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权威性一样是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不应该于司法权威性的巨大光环下黯然失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为解决诉累而设立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司法民主性的内在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应该以司法民主性理论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

误读的司法民主——司法过程中的“超当事人主义”现象解读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超当事人主义"现象,其暴露出司法的信任危机。"超当事人主义"现象的背后,正是我们对司法民主观念的误读。司法民主的核心内容是为民众提供可实现的公正裁判。从法律修辞学的视角而言,具备可接受性的裁判必须以司法权威为前提;在提高法官人格魅力的同时,淡化整个司法过程的人格化因素;司法体系在信息认知方面必须对当事人足够开放,而在规范层面则应该严格限制法外因素进入。法官对裁判后果的评价,应超越于"让当事人满意"的简单后果论,在司法过程中坚守并追求"规范性共识"。

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网络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建构

网络公众司法参与具有参与主体的非组织性、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以及表达意见的无序聚集性等非理性特性。非组织性的网络公众参与导致参与个体认知的非理性、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之间缺乏良性的双向互动机制,以及司法运作过程缺乏透明度等,是网络公众非理性司法参与的主要原因。实现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理性化的目标,需要从选择和建立网络行业协会的参与模式、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和司法网络回应机制、加强司法信息体系建设,以及规范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等方面入手。

论司法民主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圆融——以陪审制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

程序的民主、公正是现代司法建立权威的基础。充分尊重并保护诉讼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的程序参与权有助于法律权威的建立,从而消弭纠纷。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在其衍变过程中实现了民主精神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圆融,在保障公众民主参与审判的同时又兼顾了司法的专业化,维护了司法独立。我国的陪审制度也应该从国家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实现适当分权下的法官和陪审员的权力制衡,以改变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形式化的现状,发挥其民主功能。

司法民主语境中的陪审制度重构

历史久远并延续演化至今的陪审制一直发挥着促进司法民主的重要权能。由于司法民主的精神要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语境内涵,从而陪审制也应当根据司法民主的时代精神而进行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完善。因国度之别和条件差异,作为保障司法民主的陪审制度设计也应因地制宜。当下中国的陪审制应予以保留,但应在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方式、陪审员遴选规则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改革。

论列宁的司法民主思想

司法民主是司法权属于人民的体现,是民众通过有效途径参与司法和有效地监督司法以及独立的司法机关通过体现民主精神的程序所进行的适度反映民意的审判活动。列宁认为,司法民主是基于苏维埃国家的民主制政体的要求,政治民主是司法民主的基础;司法具有人民性,要使法院的人民性质得以保持,就必须通过人民陪审制和法官选举制保证民众参与司法活动;司法具有社会性,应当做到司法公开以及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