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民主审议

本文通过阐释谁审议、审议什么、在哪里审议、民主审议原则回答在我国如何实现民主审议的问题。

民主审议与政治正当性的充分实现

面对多元时代的挑战,现代民族国家应如何以民主的方式获得更充分的政治正当性?民主决策的政治正当性应来自于民意,这种民意应以公共理性为基础。作为传统的政治正当性的实现方式,民主投票无法保障投票结果的公共理性基础,无法真实和充分地体现民意,而民主审议可以在上述两方面对民主投票进行补充。民主审议对于政治正当性的充分实现是必要的。

“倾听城市”:都市治理的审议民主——以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规划中的公民参与为例

都市治理中政府与资本的力量限制了公民参与的发挥,审议民主理论认为,都市治理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政府与公众寻求到合作的可能,经过公众审议和公共辩识讨论,不仅可以优化决策,也可以培养公众的政治美德。文章以911事件后的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规划过程中的"倾听城市"公众审议活动为例,分析了审议民主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提出审议民主对中国的借鉴作用。

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同情、审议民主与社会结构

在关于审议民主的讨论中,情感被认为:有损于认知,影响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个体的,难以形成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会阻碍共识的达成。但关于情感的新的理解,为我们重新看待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提供了契机。本文关注的是同情在审议民主中的意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情视为一个过程和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同情能够影响个体的判断,是健全理性的必要构成部分。情感有助于"角色承担",形成普遍化的立场和规范。同情也为我们重新设想"多元公众"提供了视角。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距离、心理机制等因素都有可能阻碍同情的发生。"他者"的问题是政治实践所处理的重要议题。随着"他者"问题的凸显,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审议民主:渊源、演进与启示

审议民主在西方有着源远流长的的理论传统。综观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迄古希腊以降,许多重要思想家都把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公共审议与论辩协商看作是政治生活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反思和参与民主观念的滥觞下,西方政治学界出现了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作为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矫正和超越,审议民主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

公共决策合法性证成——论复兴同意的审议民主之想象

在林林总总的政治学说中,合法性理念是一个久谈不衰而且常谈常新的话题。一项公共决策做出之后,国家何以拥有权力强制公民服从决策结果,公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服从公共决策的结果呢?这便是合法性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采取规范的研究路径来阐释同意是合法性的归依。相对于自由民主中同意的危机来讲,审议民主复兴了传统同意理论,担负起拯救合法性的重任。

论审议民主的宪法设计

对民主的肯认及对多数民主的警惕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一定程度上说,孙斯坦的审议民主是对这种共识所做的进一步的探寻与尝试。孙斯坦主张对民主应进行宪法解释,他的有关审议民主的宪法构造以及宪法实践的观点,对于改进我国现有的民主制度以及完善我国宪法的民主设计颇有启示意义。

审议民主有什么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议民主已经成为了当代所有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其表现出两个面向:以共识为取向和以拓展宽容为取向;以共识为取向的审议民主表现出了极权主义的倾向;以拓展宽容为取向的审议民主则有着重陷霍布斯状态的嫌疑。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分析

审议式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实践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发展阶段。自此世界上多个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热潮,中国台湾地区亦在其中。目前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主要采取公民会议、审议式民调、公民陪审团、愿景工作坊等形式,其主要特征包括形式多样、层次广泛以及议题丰富等。这些实践有助于公民提升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的兴趣与能力,有助于消解台湾地区的社会分裂、族群对立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公民对政策影响有限,过度强调共识导致弱势群体的观点和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决策背书的工具,甚至沦落为政客们选举操作与打击对手的工具。

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

凯斯·桑斯坦是当代美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宪法学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主将,桑斯坦建构了以审议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宪法与司法审查理论。在政治理论中,审议民主构成了共和主义政治区别于多元主义政治的关键;在宪法理论中,美国宪法规定了以审议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私人的"赤裸偏好"不是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依据;而在司法审查理论中,法院的角色是审议政治的审议者,因此要求一种能动的司法审查。

网络围观与公民意识培育——基于“审议民主”的视角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新兴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发挥着积极影响。但网络围观的虚拟性和个案化,导致网民言行缺乏戒律约束,使民主意识培育缺乏持久化动力。基于审议民主视角,可从三方面着手消弭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的不利冲击。一是"弱公共领域"应鼓励慎议,构建理想公共表达空间;二是要搭建"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间沟通平台,注重吸纳民意;三是"强公共领域"决策要重视合法性,强调明辨。

论审议民主与正义价值的内在逻辑——基于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

审议民主是现代宪政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民主审议形成合法性规范的过程,表征了公民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自主权的相互确认的逻辑关系;审议民主对公民自主权的确认为衡量规范的正义性提供了实质性标准;同时,审议民主的价值诉求要求一种"我们"视角的道德建构,而"道德之人"特殊偏好的动态性特征表明,正义价值脱离实际审议将不具备任何实际内涵,为此,审议民主构成了规范的正义性或正当性价值的实现路径;由于对正义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性过程,因此实际审议结果也必然保持对未来修正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体现了人类世界的历史本质和"道德之人"塑造与重塑自身偏好的自由。

相互非支配:对佩迪特审议民主理论的批评

民主审议作为理想的集体决策过程,在自治与善治之间存在固有张力。一方面,民主审议通过自发回应政治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见,赋予民主政治正当性;另一方面,民主审议又试图超越特定情境下的多数人意见,寻求良好决策和正确行动。当代新罗马共和主义理论家菲利普·佩迪特将非支配自由作为调节性原则,在坚持善治理想的同时引导民主审议的自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民主审议理论既没有预设一个社会在先的共性,也没有提出一套不可让渡的个人权利,却成功地证成了在民主审议过程中施加外部前提的可行性,因而值得人们认真考虑。然而,人们仍然批评其在民主审议中强加非支配自由的前提具有反民主倾向,尤其是当公民争论源于那种可能持续产生受他者支配焦虑的相互平等关系,以及源于人们持有关于非支配自由的对立观点。如果将“相互权力”策略作为促进相互平等个人或群体间非支配的手段,“相互非支配”作为附加的调节性原则就能够更好地将民主审议导向非支配自由这一前提。

社区建设中的残疾人民主治理——票决民主抑或审议民主

在残疾人所在的社区,当残疾人与普通人要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时,如何实现公平?票决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体现所有参与者的平等,然而,由于社区之中有阶级之分、强弱之别,这种平等的制度设计最终流于形式,从而成为强势群体的合法且合理的依据。在对票决制度的反思之中,审议民主或协商民主应运而生,它强调审议的过程,从形式上为处于弱势群体的残疾人表达意愿和诉求提供了平等基础。

网络围观与公民意识培育——基于“审议民主”的视角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新兴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发挥着积极影响。但网络围观的虚拟性和个案化,导致网民言行缺乏戒律约束,使民主意识培育缺乏持久化动力。基于审议民主视角,可从三方面着手消弭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的不利冲击。一是"弱公共领域"应鼓励慎议,构建理想公共表达空间;二是要搭建"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间沟通平台,注重吸纳民意;三是"强公共领域"决策要重视合法性,强调明辨。

审议民主与公民意识

为了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流于程序性民主、弱民主的流弊,一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审议民主理论",成为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显学,值得吾人重视。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丹麦首先发展出来的新兴民主决策模式,逐步地在丹麦、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进行实验,从实验的经验中显示,它能让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并能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决策的质量,因而相继扩及亚洲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基于此,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审议民主的意涵、优点及限制,并探讨其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审议民主能够强化公民的参与感,增进公民认同,培养公民德行,参与公民在公民认知、公民态度、公民参与各方面均有实质进步。经由审议民主的公民参与模式能够激励公民意识的整体表现。

话语共识与社会多元性整合——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探析

随着当今社会多元性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状况的不断显现,以制度化模式和民众沟通交往互动机制相协调的审议民主理论,在对以往民主制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所凸显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在涌现出的许多审议民主论者当中,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理论及商谈伦理思想中所展开的对审议民主理论的建构,以"话语"模式的应然性角度,直指审议民主理论的实质内涵,即在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化解中,积极整合其多元性因素,并通过共识的建立和达成,来实现公共社会原本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义性。哈贝马斯对审议民主和共识问题的理论卓识,是对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性与规范性的有效协调,为我们思考民主政治的新格局,开启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思想路径,同时也为东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民主政治格局的完善,开辟了新的思想路径。

台湾审议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进展

本论文旨在引介审议民主一词在台湾引进的背景、发展脉络和特色。本文首先简介审议民主最初之所以引进台湾的时空背景;接着,透过两个奠基性经典案例的引介——二代健保审议和代理孕母公民会议,来大致描绘审议民主在台湾引介初期的实践样貌。再来,本文将会带出审议民主在台湾的最新发展——"街头民主教室"、"街头公民审议",以及最近在各地兴起的参与式预算。最后,从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脉络,总结审议民主在台湾发展的特色。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审议民主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及解决路径分析

审议民主理论作为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是在反思竞争性民主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赋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通过共同协商赋予决策的合法性,从而提升民主治理的品质。它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和代议民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但是也应看到审议民主理论在我国民主化土壤不深厚的环境下在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如何在宪政理念的指导下做到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让公民在参与中实践公民精神的培养是审议民主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