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俘获、自保逻辑与民主悖论——农村低保实施异化和指标错位原因透视

农村低保评选过程的扭曲和实施目标偏离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低保评选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出现;村民怕得罪人和村干部不出事的自保行事逻辑;多数村民对少数村民的惩罚和社会控制展现出的民主悖论等。扼制精英俘获,引导农村形成良好风气,打破基层治理者自保逻辑,积极干预村民对边缘群体的无意识惩罚,是完善和优化低保政策的方向。

现代公共关系的哲学基础与民主悖论——以伯内斯的公关思想为研究和批判个案

本文基于现代公共关系发韧之初的大量原典文献,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考察公关之父伯内斯的思想与实践,总结和批判了现代公关的哲学基础与民主悖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现代公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产物,旨在通过告知和说服,整合公众态度和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形塑社会认同。伯内斯认为公关的告知、说服和整合在现代社会既是必要的——它避免了以暴力威胁和恐吓来建立社会秩序,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必须从"大处思考",引领大众,"设计认同"。而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批评者则提出,公关强化了社会控制,加剧了精英对大众思想的操纵和滥用,造成了商业、政治对公共领域的殖民。因此,现代公关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来自功利性传播的道德风险,而且根源于自由与秩序、自我与认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民主悖论。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西方式现代化一度垄断了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解释权,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应透过外在问题深入其资本主义本质及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规定性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原则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体现为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和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对民主的重新赋义体现在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明确民主是解决问题并追求善治的民主、强调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进而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

萨托利民主观之悖论

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正是由于民主危机的产生,一部关于民主的典型时代作品应运而生,即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基于在自身经验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萨托利把权力、自由、平等融入对民主的思考之中,并分析了民主与权力、自由、平等的关系。从《民主新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实现萨氏的民主,必然会伤害到权力的实行、自由的彰显和平等的实现,因而,萨托利的民主与权力、自由、平等都产生了悖论。萨托利民主观虽具有成功之处,但是,在现代实际政治生活之中,萨托利所倡导的民主观的悖论也难以解决。通过审视萨托利民主观中的三大悖论即民主与权力的悖论、民主与自由的悖论和民主与平等的悖论,可以探寻其民主观的悖论根源在于他间接否定直接民主,忽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权力丧失的可能性。基于萨托利民主观的悖论困境,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民主理论的悖论。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从多重视角来分析民主,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民主理论视角,进而解决萨托利民主观的悖论。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弥补了萨托利精英民主政治输出的单向性弊端,更多的使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使民主存在于每个领域。哈贝马斯并非像萨托利那样认为平等与自由存在天生的张力,而是可以在自由价值追求的过程之中体会平等的意蕴。哈贝马斯的民主把协商程序作为核心的民主模式,弥补了萨托利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增强了决策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

论司法审查的“反民主”悖论及其修正——以美国为借鉴

司法审查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主要法治发达国家莫不据此对立法与行政进行司法监督。然而强调民主价值的绝对性,致使司法审查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司法实践,美国最终克服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司法审查制度经由司法实践产生,并成为一项保障人权的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的曲折历程表明,服务于人权实现需要的司法独立,以及基于与民主价值相协调的司法谦抑,可以有效消解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我们考察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构建合乎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民主的弊端

民主制真正的弊端只有一个:民主制所固有的多数裁定原则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非常不合理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多数裁定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非多数裁定(一人独裁和少数裁定)不但与多数裁定一样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悖论,而且必然导致更加不合理、更加严重的错误,多数裁定是最不坏的原则。更何况,多数裁定虽为民主制所固有,却不是民主制唯一原则。民主制还可以存在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如补偿和保护少数原则、协商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宪政民主原则,等等。因此,民主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限制的民主制,可以称之为"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虽然固有多数裁定原则却能够避免其弊端,因而堪称白玉无瑕,是"唯一好"的政体;另一种是非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不能避免多数裁定的弊端,因而堪称白玉微瑕,是"最不坏"的政体。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

时至今日,学术界和政界必须要对民主进行正本清源的重新理解,以正视听。本文首先对人类社会所必须逾越的民主悖论和民主困惑进行针对性分析,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与把制约和对抗奉为圭臬的西式民主相对立的另外一极,其着重关注民意、民心的实现程度。基于此,本文给出了关于“民主”的全新定义:民主不仅是对精英的选择,也是民意连续性的表达与实现,是一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其中,“全”代表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维度,“过程”则代表了人民民主的实践维度;“全”代表了人民民主静态的政治美感,“过程”则代表了人民民主动态的行动力量。政治的定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前提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国泰民安”的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遂成为政治的初心要义。

官僚制的效率悖论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自创立以来，其理性原则逐渐为各国政府所吸收、贯彻，成为公共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同时，官僚制的固有局限性和非理性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显现。本文对官僚制的效率悖论和民主悖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正确地看待这些悖论问题，重点把握其理性精神。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官僚制理论以克服其悖论缺陷。

当代资本主义的三重批判及其新阐释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当今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左翼学者齐泽克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哲学相结合,条分缕析地勾勒了当代资本主义“悖论式”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生态三个维度:经济领域资本的多维度统治及其深度异化、政治民主的形式及其悖论,以及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与担忧生态学的冲突。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资本的多维度统治体现为金融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的矛盾或悖论;金融资本、数字资本和福利资本一方面表现出异化的日益严重趋势和危机的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显现出“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特征。在政治民主领域,资本主义表现为民主的形式自由与政治民主实质上的被迫选择之间的矛盾;在生态领域,表现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与“担忧生态学”之间的冲突。总之,齐泽克有关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及其矛盾的分析虽然不乏激进和偏颇,但也的确视野独特、敏锐犀利,是当今研究资本主义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当代西方程序民主的困境与悖论

经托克维尔、熊彼特、亨廷顿等人的不断发展,程序民主模式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民主模式。然而,程序民主不仅存在着多数主义悖论,容易造成多数暴政,而且在程序一致性等各个方面还存在着数理逻辑的内在悖论。更为重要的是,民主程序的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在权力使用、权利保障、自由、平等、公共政策、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存在困境,在很多时候无法实现民主程序的本意。

主体的命运——论“作者之死”的背景、过程与实质

科技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今天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社会也同样剧烈地改变着我们基因之外的一切。因其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之中,所以其革命性的意义并不能立即直观显现。然而。

反思西方化语境下现代化与民主关系的悖论

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是西方式现代化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它不仅表现在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平等对民主根基的侵蚀,更表现在西方模式全球化的进程中给广大后发国家带来了困扰与危机。对此,西方主流学界的回应并未触及这一矛盾的根源,即资本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的总体限定。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对现代化与民主重新赋义为支点,重塑了二者间逻辑自洽的关系。通过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回应相关问题的经验,尤其是析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中国之制中蕴含的现代化潜力,而且也为后发国家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更加自信、成熟、科学地探索多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启发与借鉴,使中国与世界共同迈向一个不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新时代。

当前西方制度危机的三重解读

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兴起,让西方制度危机活生生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大历史看,人类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西方制度缺乏真正的革新,难以适应世界之变,酿成"民主悖论"。从中观历史看,世界迄今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反全球化、反一体化现象,制度危机的经济基础在动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匹配,传统政坛的左中右格局被打破。从短期或近历史看,移民、宗教、一体化交织在一起,考验西方的身份认同,民众不再纠缠于精英政治的"政治正确",而是借助新媒体不断表达自己,释放感性政治的威力。

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实际上对应了一种裁判型国家。裁判型国家根本上把国家视为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公共性社会机构,从而具有善的性质;正是为了发挥善的行为,人们往往赋予这种国家及其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但在现实世界中,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代理人往往会为了个人目标和利益而滥用组织手段,从而导致裁判型国家及其政府的功能发生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承担积极功能的有为政府都不能是无限政府,而必须在一套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规范和监督体系下运作。

论印度现代化模式中的阻滞因素

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潜存着村社制度遗产、文化反现代化和民主政治悖论等。传统文化抗拒现代化,殖民地遗产与这些因素的组合长期阻滞着印度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困扰着印度现代化模式。不能清醒认知和消散这些阻滞因素,不能牢牢地把握住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取向,印度现代化就不可能有长足发展。

论西方福利法治国的成因

福利法治国在西方的产生与发展,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经济动因,又是各种社会思潮、政治经济学说的兴起与争鸣所致;既有战争及偶然性因素的推动,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受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又经各国具体情况、文化传统等个性因素的塑造。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失灵是福利国产生的社会背景,建构论理性主义是福利国产生的知识困境,而民主的悖论则是其发生的制度原因。上述综合因素长期发酵、整合的结果导致了现代福利国家如牛负重、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