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

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其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但是,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

中国行政型审计体制的民主正当性

中国行政型审计体制并不必然影响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中国宪法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设立、任务和功能,使其获得了宪法直接组织功能的民主正当性,保障了审计机关功能上的独立。但是,中国审计机关的人事民主正当性传递路径还存在漏洞,普通审计人员的身份保障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应纳入其中。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或对相关法律的个别条款加以补充即可填补该漏洞,无须通过修宪或修改法律对审计体制进行重构。

美国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之辨

美国司法审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问题,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反对者与赞成者分别就民主的含义及对司法权的要求、司法至上的难题、司法权的最终性等问题对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而,美国的经验表明,司法审查具有宪法依据并且已经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制度,因此其具有民主正当性,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司法审查制度行使的范围。

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的意蕴解读与路径探析

从引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性问题以及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在实践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在中国如何完善协商民主的政治正当性给予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与分析。

试论托克维尔视野下的民主制

文章主要依托《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从民主的正当性、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较、民主制的优点、人民主权原则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托克维尔视野下的民主制。

论我国行政立法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立法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体制,其立法规权源于宪法的直接授予,而且法规的通过往往既不需经立法机关的批准,也没有严格的民主表决程序,这就使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存在问题。尤其是行政规章的制定权并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这与国家法制原则、民主制度原理、立法程序要求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均不相符。应该从理论和结构上提出调整体制模式,规制行政立法,将行政法规和规章合并作为行政机关的统一规范,改革行政机关立法审查程序,简减政府规章制定主体等改革方案,以期解决我国行政立法民主性不足、行政法规抽象空洞、规章制定失范等诸多问题,理顺我国行政立法关系,建立合理规范的行政立法体制。

中国行政组织合法性的形成路径

行政组织获得合法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法治原则下,由行政组织法直接规定;二是在民主原则下,通过层级控制手段,间接受民意机关控制。中国长期依赖后种方式建构行政组织法制。但在现代行政任务变迁下,组织形式的多元化需求使得行政组织逐渐脱离层级控制,从而导致合法性困境,有必要通过行政组织立法予以补救。不过,中国始终坚持单一的层级控制方式,并通过行为法制度、双重领导机制以及“行政自制”机制缓解了组织立法的紧迫性,但这导致了中国行政组织法制化更为严重的路径依赖。

“依法治教”背景下的高校自治问题研究

通过与国外立法例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合理解释,得出我国高校的自治制度建立的必要性。高校自治的本质在于保障科研自由这一宪法权利,其制度本身体现民主原则,应当通过法律赋予高校以公法人的主体地位,使其可以成为行政处分相对人并具有相当层级的法律效力,虽然不具有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等现有法定自治制度相同的自治范围和权限,但高校仍旧具有部分的权利能力,以免第三人对其自治权的不当干预。同时为了避免出现高校因为自治权过大而又过度独立导致对高校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的侵害,认为高校自治制度应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

新公共管理语境下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公法争议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历史的妥协”,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集中表现为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的双重集权结构。在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方面,分别表现为以功能为导向的国家间隔原则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在新公共管理语境下,传统的自治观点开始被行政法学视野下的治理理论所取代。据此,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开始呈现新的变化,并在学说与实务上引发诸多公法争议。就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国家管制模式开始被监管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规制系统呈现“隐性强化”的特征;就大学自治的内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学术自治权限被削弱,而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得到持续强化。因此,应重申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民主正当路径与合法性逻辑,以实现国家监督、大学自治与师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

围绕人大主导立法的现有研究大都将人大视为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质点",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大"内部的复杂结构关系。官方对于人大主导立法的主体认知基本上穷尽了"人大"概念的所有可能所指。此种过于宽泛的认知方式反而导致了立法权的过度沉淀,造成了对主导立法之主体的不当界定。功能适当原则解释了立法权沉淀的原因,但该原则本身应当受到民主正当性要求的制约。人大主导立法首先应当发挥"有立法权的人大"自身的主导作用,在后者之中又应当首先发挥全国人大的主导作用。完善人大主导立法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关系。

从正当到胜任: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进路

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求。作为大学学术治理的最高机构,学术委员会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本身的胜任力。在当前以推进学术民主为主的制度设计下,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侧重"代表性",学术决策实行"票决制"。这种制度设计满足了学术民主的需要,提高了学术治理的效率,但在学术治理的专业化方面尚有欠缺。高校学术委员会若要在大学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必须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专业化建设,确保参与学术决策的委员及委员会自身的胜任力。

论香港提名委员会制度的民主属性

提名委员会是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实质性提名、传递特定群体利益、以政治过程行使权力的机构。广泛代表性是其结构民主性的主要基础。它提出代表广泛利益的候选人,也是各方能接受的候选人,同时决定了温和的政策路线与和平理性的竞选过程,影响当选人的管治模式。提名过程可以区分为提名启动程序和实质性提名程序。提名启动条件可以引入公民联署以缓解其压力。实质性提名纳入民意机制,采用分阶段多次民意调查和按民主程序提名相结合的模式。在提名过程中引入外部民意能够支持其民主性。通过明确提名权的行使标准、强化规范性控制来补强其民主性,也让"爱国爱港"之要求进一步正当化。新选举制度促成新民主模式,香港发展麦迪逊式民主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积极效果,这也从结果上强化了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性。

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作为集中的执行基础”和“民主作为集中的制约基础”两重理论内涵,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社会平等自由观,在当代中国则发展为对国家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民主集中制在宪法上的规范逻辑展现为设立规范、活动规范和相邻规范的有机统一。

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上的权限分配是一个经典课题,不同的宪法体制可能有不同的解答。在行政机关缺乏民主正当性、且定位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时,不宜承认其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法规范。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主张,凡含有法规(法律事项)者,均由法律创造。随着立法机关地位的强化,法律事项的范围也在扩大,法规的界定亦随之扩张。从我国宪法而言,应将一般性规范作为判断法律事项的标准。国务院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根据法律制定执行性的行政法规,或者在法律的专门授权时制定补充性、创制性行政法规。如此,方能在人大制度之下理顺法律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维护发端于人民主权的自上而下的法秩序。

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

自1954年宪法以来,在一院制下设置常设委员会的我国人大构造中,大会的宪法地位问题一直颇受关注。特别是在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后,常委会不仅享有了立法权,而且在立法数量以及立法权限等方面有时超出了其宪法界限,现实运作中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的宪法界限也被悄然打破;在决定权、人事权、监督权方面,大会的宪法地位出现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有必要完善现有的人大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会的职能,加强大会对常委会的制度性监督,保证全国人大的民主正当性与合法性。

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

作为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本文将立法官僚化理论用于描述国家立法机关中的立法工作者(立法官僚)与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官僚机构)在立法过程中的权力运行状态,并基于此提出立法官僚"篡夺"立法权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为了保证立法权的民主性,对于立法官僚化的民主控制已经成为现实议题:应当逐步建立立法助理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立法能力;限制立法官僚机构的决策范围,通过公众参与稀释立法官僚的权力。立法官僚机构也应顺应民主政治的要求,成为沟通行政机关与民意机构之间的纽带,缓和在"部门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制度张力。

美国执行一体论的源流、内容与未来

执行一体论是当前美国法学界与政治学界一种非常盛行的理论,被用来为总统作为执行部门首席执行官的主张进行辩护。执行一体论虽然是在里根总统时代正式登上舞台,但其制度根源在于"执政"(executive)与"施政"(administration)的区分。执行一体论具有强弱不同的版本,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总统通过控制行政部门而对全体人民负责,从而实现民主正当性并追求政策层面的统一。然而执行一体论在文本、结构以及原旨层面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具体制度的安排方面也无法全然支持执行一体论的内容。在理论上,民主正当性与职能专业化等所支持的独立性存在冲突,而且执行一体论并不是保证行政部门民主正当性的唯一方式。就其未来发展而言,应该警惕全权式的执行一体论。

合宪性审查的百年历程与未来展望

自1803年算起,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在全世界发展出了七种模式。合宪性审查经过了建立、发展和扩散三个阶段的发展,不仅呈现出美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相互靠拢、民主正当性不断增强、技术性不断提高等特点,同时也出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协调、合宪性审查与政治的关系协调、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的关系协调等新情况与新问题。在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助力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将为世界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

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其功能在于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张力。议行复合结构主要由两类议行关系构成:一类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一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在前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这延续着议行合一的形式;在后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不从属于常委会,这可谓对议行合一的超越。在议行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则承担着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职能。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出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