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评价”,抑或“政治评价”?——转型期中国公民民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公民民主满意度是政治支持的重要测量指标,对公民民主满意度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二波的数据建立了公民民主满意度影响因素OLS回归分析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水平、政治制度评价和腐败感知对民主满意度具有显著线性影响;受访者的经济评价和公共服务评价对民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转型期中国公民民主满意度取决于"政治评价"而非"绩效评价"。这就意味着党和政府在社会转型期应当以提高政治信任水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为重点,着力提升公民民主满意度,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从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看苏东转轨

20世纪90年代初,在前苏联阵营掀起一股规模浩大的市场化和民主改革,从苏东各国的转轨历程可以发现: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率与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相关性;但由于各国转轨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当改革带来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时,各国民众的市场化支持率和民主满意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那些民众依然高度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民主的满意度更多地反映出民众对政权绩效的评估,而非对体制的评价。我国的转型发展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民主发展的相互影响,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主客观收入不平等与民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45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对45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民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考察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收入不平等感知在解释公民个体对民主的支持方面具有优势,客观收入不平等则在国家层面与民主满意度的相关性更高。收入不平等感知通过削弱民众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而影响民主满意度。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满意度同样会受到收入不平等侵蚀,无论是主观收入不平等还是客观收入不平等。该发现为近年来兴起的“民主解固”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中国特色公众协商途径与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基于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作为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出发,本文考察中国语境下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在公众协商途径及其实施周期,以及不同职务级别、单位类型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厅局级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科级和县处级干部高;党政部门实施决策听证会、党务会议、收集民意的周期越短,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实施越满意,但接待信访群众越频繁满意度越低;人大、政协、法检及群团组织实施决策听证会、接待信访、热线电话、网络问政和群众评议获得的满意度在不同实施周期之间无显著差别;政协领导干部经常收集民意比偶尔收集民意所获得的协商满意度要高;东部地区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西部地区高。面向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调动基层领导干部运用协商民主的积极性,强化党政机构实施协商民主的主动性,重视公众主动发起而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被动卷入的公众协商途径。

民生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基于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的中介效应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使世界经济衰退,而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少数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仅拒斥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而且基于所谓的"民主优越论"对中国发起政治攻势,以"专制""无自由""不民主"等污名化中国,其逻辑无疑忽略了民主的真正内涵以及衡量民主的主要标准。利用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条件过程模型分析,揭示民生幸福感对民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可以发现其主要传导路径来源于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民生幸福感作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本质体现和核心特征,本身并不对我国居民的民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但通过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的双重中介效应,其正向的间接影响显著。由此可知,民生是民主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政府质量如何影响大学信任

学术界鲜有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探析政府质量对大学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对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第七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测量政府质量的4个指标除了学校教育对大学信任无影响外,其余3个指标都对大学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腐败感知对大学信任产生抑制作用,政府体制运行满意度和民主满意度对大学信任发挥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好的政府质量背后反映着较强的腐败抑制、民主满意度和政治体制运行满意度,说明关注政府效率和政治自由,提高政府质量的清廉性、公正性、回应性,对重塑大学信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挑战及其政策选择

总体而言,我认为对欧盟区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一方面,欧洲经济萧条比我们料想的更严重;另一方面,在欧盟区经常账户还存在赤字,危机之前,其他地区的金融一体化也非常脆弱。我们现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欧元区各个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欧洲人民对民主的满意度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并由此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相应的政策选择包括:一是南欧国家应该调整财政政策,二是建立欧元区的良好环境,三是应该更好地使用欧盟的合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