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问责制走向民主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当代中国行政法治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问责制基本局限于行政问责制,面对行政问责制的局限和不足,我们必须走向民主问责制。

建立我国的民主问责制

民主问责制是现代民主宪政影响的结果。我国目前的问责制是行政问责制,实质上是同体问责,而民主问责制尚未真正确立。本文试就建立我国民主问责制问题进行探讨。一、行政问责制与民主问责制的比较分析政府问责的本质是依法治政。

“民主问责制”: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路径

从“行政问责制”走向“民主问责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决定了这种问责制始终停留在消极的路径依赖中,只能发挥有限作用,而不能有效约束权力。唯有“民主问责制”才是人们久已期盼的政治改革的根本性措施。本文分析了“行政问责制”的有限作为;论证了“民主问责制”在我国未来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从“行政问责制”走向“民主问责制”的方向性选择。

民主问责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他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今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条例》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这些成为推行民主问责制的主要依据。

回到亨廷顿的福山——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

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而因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而导致的民主回潮和普遍的无效治理而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对时代极为敏感的福山又适时地提出了政治秩序原理,即时序性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是构成良政的基本制度。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其实是回到40年前《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基本观点乃至基本论述,亨廷顿强调时间性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权威—秩序—发展"的政治方案,这是福山政治秩序原理的直接思想资源。因此,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没有什么思想性贡献。如果说亨廷顿是典型的战略保守主义者,福山的立场则从自由主义演变为保守自由主义。

“福山的菜单”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重申了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有效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阐述了一套国家构建应优先于法治与民主的政治发展次序论,并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衰朽提出了批评。本文认为,福山并未从历史终结论的立场上退却,而是给其打上了"有效国家"的理论补丁。至于他的政治发展次序论,挑战在于国家构建、法治与民主问责制有时是一个同步建设、互相影响的过程,威权政体更有利于国家构建的论点则缺乏充分证据。福山所批评的美国政治衰朽,更多是指具体政治制度或机构的衰朽,而非自由民主模式的衰朽,亦非系统的治国能力危机。总之,福山这一简洁理论框架与宏大历史叙事的组合有很多优点,但这部作品的逻辑严谨性尚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