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优势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总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制度安排,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形成的制度创新,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出的制度选择,是对当前的民主迷思作出的制度回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安排中“选举+选拔”的选贤任能机制保障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德才兼备,“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保障公共政策的公正合理,“分工+问责”的权力制约机制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加强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领导,培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提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能力,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选择。

民主治理中的责任政府理念与问责制

民主治理是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和控制社会,要求社会的治理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利益所向,并且对于公共权力的持有者给予监督和控制。政治问责有时候也被称为民主问责,这是指主权在民的责任政府中的问责机制,自下而上通过民主制度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和控制。这是近代以来建立责任政府的主要理论依据,它要求政府官员承担社会责任,并且经常地实施问责,回应民众的要求,解释自己的方针政策。政治问责的实质是民主问责,民主政治发展以来建立的政治问责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举措。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政治问责制度,但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

引咎辞职: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新发展

我国官员问责制经过很长时间的建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引咎辞职是我国近期政治实践中的新亮点,并掀起一场问责风暴。引咎辞职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突破使得官员问责制在理论上和制度上不断地加以完善。

政府问责制与政治文明

政府问责制是近几年来人们所熟悉的政治话语，政治文明也是近几年人们熟悉的政治话语，那么，它们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作者认为，政府问责制是政治文明的新的增长点，因为要实现政府问责制也就是要锻造问责制政府，而问责制政府应该是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而民主、法治、有限政府等理念又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政府问责制是政治文明的新的增长点。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推行行政问责制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意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转变理念,划清问责制与株连制的界限,划清效果论与动机论的界限,划清腐败因素与管理因素的界限,健全法律与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并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

香港“高官问责制”审视

“高官问责制”是香港特区政府为了适应新的行政环境而在 2 0 0 2年 7月进行的公共政策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制度在近两年的运行中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初步成效 ,但它离完整的与民主政治相一致的责任政府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问责制理论来源的梳理与反思

对于“问责制”的理论来源,当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六种:是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要求;来源于《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来源于委托———代理理论;是权责对等原则的具体要求;符合党纪、政纪精神。然而当前理论界的探索仍存在视角单一,重来源轻实践的缺陷,但如果抽象其本真价值来看,这些观点体现了行政价值的回归。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政府问责制存在的合法性分析

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政府应当以对人民负责为基本职责,以责任为本位,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明确政府的性质、权限范围和行使规则,保障政府合法地使用权力,如果政府逾越权限或构成侵权,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对政府的要求,即责任政府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各级政府及其行政官员,都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履行各项职责,

走出中国政府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误区

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政府问责这一理念在中国虽被广泛接受,但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失误。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官员责任意识不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行为缺乏制度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问责制的完善不仅需要官员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以使政府问责制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而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本文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出发,着重从制度的层面探讨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政府问责制的对策选择。

论我国实行高校问责制的必要性

我国高校中实行的问责制,实际上就是指高校要以培养高素质的学生为己任,以履行对公众教育承诺为职责,以追求高能、效率的办学方式为目的,以全面接受责任监督和追究为根本的责任监督追究制度。这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治校的内在要求,更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困境和出路

"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论市场规制权的行使与问责制的落实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事件,如安全生产监督不到位发生的责任事故,食品安全标准不明确或监管不到位等情况,从客观上要求经济管理机关更为合理地行使市场规制权力。姚海放同志的《论市场规制权的行使与问责制的落实》一文,从规制的本质与争议,市场规制的主体与权力,问责制在市场规制权力行使中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官员问责制探讨

官员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是行政权力制约的必然产物。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它的确立和落实,有利于塑造高效、诚信、负责的政府形象,对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务员终身制不应成为问责的挡箭牌

在决策失误时负起政治责任,不能再以公务员终身制作挡箭牌,这是问责制度的最大价值所在。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思考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行政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完善行政问责制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本文从问责制建设入手,结合问责制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路径。

行政问责制:由来、困惑与出路初探

行政问责制从一面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从政府自律角度,着力突出了政府管理中责任与权力一致的原则,是政府探索规范自身行为的有益尝试。行政问责制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亮点;但在实际运作中,如果不跟之以制度保证,问责制也有可能被扭曲、变形,以至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