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政策”之再识与重构

一般来说,学界将影响市民社会运作的政策称为"民事政策"。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事政策存在着误解,导致民事政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被异化。因此,对被误解之民事政策从概念、功能等多方面进行再识,回溯民事政策在我国市民社会运作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并重构民事政策对调整市民社会运作的积极效能,不但能推进民事政策的科学发展,而且有助于把握民事政策运用的边界,使之与民事法律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市民社会有序健康的运行。

侵权免责事由的政策性调试与配置——以民事政策与侵权法关系为视角

侵权免责事由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消极要件,在侵权法已有的免责事由评价与认定机制中导入民事政策,有助于弥补侵权法固有的滞后性并建立类型化所需的配套规则。通过影响违法性判断中的利益衡量标准,民事政策可以"量化"特殊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政策性免责事由的提炼,能够促使运行中的侵权法跨越法律规则实然与应然之间的沟壑,民事政策还可以成为避免责任泛化的"水闸"。民事政策对侵权免责事由的调试与配置是一个动态的曲线过程,侵权法律制度与民事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侵权免责事由评价机制得以公正、高效运行的途径之一。

论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内在关系与融合互补

法律作为社会调控和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强制、明确与可操作等诸多特征和优势。法治的进程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和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政策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其伴随甚至早于法律的产生,都是多数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民事政策在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而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本身就是"和而不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发展,规范和治理的表现形式同呈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在功能属性,价值体系以及效力层级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的同时,在意志属性和规范形式等方面也趋于融合。

论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

婚姻家庭关系作为非血缘纽带维持的长久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盈却造成了现今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由此产生的家庭共同财产分配纠纷、孩子抚养权纠纷以及其他多种婚姻双方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也屡见不鲜。民事政策作为一种辅助法律处理日常生活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法律措施,在婚姻家庭中同样适用。本文就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情况进行讨论,同时也对民事政策法律适用进行重新的考量和检视。

“民事政策”的祛魅与还原——评齐恩平教授《“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一文

《"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一文将"民事政策"定位为"非正式法源",提出应当理性看待民事政策对民事社会调节功能的客观存在,正是致力于解决民事政策的祛魅与还原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张扬民事政策的"法源性",发挥其裁判功能。

论民事政策法源性的历史功效、现实困境以及价值表达路径

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对民事活动进行调整和规范的相关原则、措施和规定的总和。民事政策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作为社会治理和法律裁判的手段与依据,在我国法律不完备以及法律无暇顾及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功能。民事政策作为民事法律非正式法源面临着现实困境,从宏观与人本的层面上去反思和重构民事法律规范理论体系和法源体系,可充分肯定民事政策是当下社会治理与定纷止争的理性选择,其功能与实效融入民事法律及其适用解释能够规范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平衡时代变迁与法律稳定的冲突。

民事政策法律适用之考量与检视

民事政策主要是国家管理和规范民事领域活动的一些法律法规。民事政策在很多民事法律关系利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法的适用主要以民事政策为依据,它是衡量民事法律法意的适当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法适用解释在政策性考量上具有深刻的正当性,并具有深刻的立意,与民事实践是相符合的。在民事政策适用解释指导下,法官可以使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更进一步得到规范,最终使得法律的有机体治理得到完善。

民事政策法源性的法理学分析

民事政策的法源性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否定说""条件说"和"非正式法源说"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而显得似是而非。司法适用性是判断法源性的基本标准,"法政策"属于法律渊源,"政策法"也是法律渊源。

“私法与国家”框架下的“民事政策”

"民事政策"困境的解决和其蕴含的价值有赖于对"私法与国家"这一问题阈的探究,而兼顾管制和自治的"中立性的民法"理论妥当地确立了民法和国家关系,从而不仅为"国家政策能否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理论回答,还为"国家政策如何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指引:即在"有无法律漏洞存在"和"有无可得适用的民事政策存在"的双重控制的前提下,对民事政策进行谨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以实现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的平衡。

论民事政策法源性的考量与检视

我国学界对民事政策是否具有法源地位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但民事政策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调整作用毋庸置疑。大量存在的民事政策对民事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将民事政策界定为民法非正式法源,有利于民法的价值目标和调整功能的充分实现。

法学方法论视角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再阐释

当前,在"能动司法"背景下,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成为法院审判的重要考量因素。尝试提出民事政策的"双重控制的法律漏洞填补方法",以该方法框架为线索、以公报案例为素材,在检讨和再阐释基础上,依循法律漏洞填补的双重控制标准,采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方法,将民事政策纳入既有法律体系之中,实现司法适用。

“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民事政策"是指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导引和规范的法政策,在我国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国历史上"民事政策"功能"异化"以及民事政策与传统民法理念的冲突,使"民事政策"的研究与发展陷入困境。民事政策对民事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指导价值、对民事社会理性调节的功能是客观的存在。将民事政策界定为民法非正式法源,明确和规制各法源的效力,利于缩短民法由静态的法转变为"活法"的进程。

私法自治与民事政策的互动及检视

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并行的治理结构中,民事政策和私权自治的冲突与共生不可避免,应立足于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实践,廓定民事政策介入私权自治的维度,既要辨明二者的相互作用,也要为二者的共生找到路径;既需要降低民事政策的随意性和弹性,又要厘清民事政策介入的边界。在尊重私权自治本身目的的基础上,将民事政策予以类型化,以有效弥补私权自治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机与协调。

私权治理中民事政策的法价值实现路径

民事政策是诸多重大私权治理问题的导入点或切入点,探寻政策的法价值实现路径,有利于确立政策介入私权的正当性标准。政策分析与私权治理秩序价值目标具有趋同性,规范化的民事政策是稳定私权治理秩序的方式;民事政策细化了法的自由价值位阶,政策与法律的制度承接是量化自由价值的途径;民事政策符合私权的实质正义观,制度控制是防止民事政策偏离正义轨道的有效措施;效率最大化是民事政策介入私权治理的诱因之一,制度化是民事政策实现效率的最优博弈策略。

论民事政策法源性的评价机制与实现路径

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同样根植于民主和法治,代表着多数主体参与到社会的调控和治理。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在冲突融合中互动共生。与此同时,民事政策以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功效发挥着对民事法律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此外,民事政策既作为民事法律的试金石,又不失成为民事法律的起始源头,并作为民事法律的渊源和补充,与民事法律一道共同构成民事社会私权治理的多元化体系。

论我国民事检察政策

我国民事检察政策对于引导和推动我国民事检察事业纵深发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民诉法的不断修改和最高检察机关相关规定的陆续出台,隐含其间的我国民事检察政策日益丰富起来。我们要以我国民事检察政策基础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国民事检察政策发展状况、具体形式,分析我国当前民事检察政策的不足,提出如何推动我国民事检察政策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对策。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民法适用解释中政策导引之价值维度——兼评齐恩平教授《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性检视》

民事政策是法官在民事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的重要参考依据,民法适用解释中的政策介入有利于提升法律的动态性,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政策介入民法适用解释可以实现法律思想和法官造法,能够规范公权力机关为公共目的而实施的私法行为;政策在民法适用解释中发挥作用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双重规制。

政策解释在民法适用中的价值——兼评《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检视》

政治与法律的关联点在于政策,政策对于法律解释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适宜成为民法目的解释的考量因素。从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中获取的"政策解释",对于法意解释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法官引民事政策适用民事法解释,能有效规范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从而弥补社会有机体法律之治的欠缺。

公法视野下劳动关系的转型再思考

来自规范与个案的双重观察显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中国并不存在"个别劳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概念的"土壤"。西方学界所称的"个别劳动关系"在中国实为劳务关系,"集体合同"本身不创设劳动关系。劳动法学界关于劳动关系转型命题的讨论失真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原因在于"以西释中"的研究范式。立足我国的司法实践,以公法理论为分析工具,中国劳动关系呈现的真实转型趋势是:从"管制"转向"自治",即从对政府外部管制力量的依赖转向社会组织自治的加强。为顺应这一趋势,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范围和强度将日愈缩小和弱化,回归到民事政策对私主体民事活动的"导引和规制"功能,实现现代行政法意义上的"导航式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