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权利行使过程中自助行为制度的建立——兼评我国《民法典建议稿》的自助规定

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对于私力救济,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自卫行为,而缺少关于实际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自助行为的法律规定,与发达国家民法典相比,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为此,文章从自助行为的制度渊源及其必要性、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相关法律冲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析,以兹立法借鉴。

民事权利行使过程中自助行为刍议——兼评我国《民法典建议稿》的自助规定

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一是公力救济,二是私力救济。对于私力救济,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自卫行为,而缺少关于实际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自助行为的法律规定,与发达国家民法典相比,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为此,有必要探析自助行为的制度渊源及其必要性、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相关法律冲突等,以兹为《中国民法典》的立法借鉴。

重大疫情期间民事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重大疫情期间,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和政府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和措施,此时公权力迅速扩张、集中,而私权利则会受到克减、限制甚或剥夺,其主要表现为对自由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限制。重大疫情期间,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为了保障全体民众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此时个体则有容忍义务;但公权力机构所实施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必须严格遵循法治底线、恪守人类文明底线,而不能突破公共利益底线,更不能借以侵犯民众民事权利、践踏人格尊严。

重大疫情期间民事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民事失权制度是立法者对不平等的有意利用,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手段。主要宗旨是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社会成员的驯化。重大疫情期间,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和政府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公权力扩张和集中,民众的权利会遭受到克减、限制或剥夺。重大疫情期间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为了保障全体民众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此时,个体发生容忍义务。但是,即使重大疫情期间,民众的基本权利仍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公权力机构实施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必须严格遵循法治底线,恪守人类文明底线,不能突破公共利益底线,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侵犯民众基本权利,践踏人格尊严。

论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

论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王碧林法律之所以赋予公民和法人以民事权利，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和法人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资料。”①使法律产生并规定人们必须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

民事权利的享有与行使的区别

民事权利是民法的基石和核心,故明确民事权利的享有和行使的区别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民事权利的享有与民事权利的行使进行区别。通过该区别,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立法,同时促使司法机关严格依法保护民事权利和社会各主体正确行使民事权利。

从人格到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分析

人格与民事权利能力是内容一致而实质不同的法律上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那种试图将统一的民事权利能力划分为一般民事权利能力与限制民事权利能力以期解释实践的理论在宏观上欠考虑、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是没有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的错误论断。坚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是符合法律理论的。

民事权利内容的限制

任何民事权利均应当有权利限制。如果某种民事权利不受限制,则必然妨碍其他民事权利的存在或行使。权利限制通过限制冲突中的权利,使多种权利得以和谐共处,而成为权利冲突的基本纠偏机制。

全面保障与合理限制: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保障的现实问题研究

目前,完善被害人民事权利保障的思路常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被害人民事权利保障的唯一途径,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塑造为普通的民事诉讼在刑事审理阶段的复制品,以实现权利保障。但此种路径却是以牺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性”“高效性”等特征及优势为代价的。通过对X市Z法院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保障情况的调研,以真实案例引入,分析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赔偿范围受限、赔偿数额不足等问题,提出应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保障被害人民事权利的途径之一,而非唯一。应在全面与无差别地保障被害人民事权利的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度限制权利。

民事权利滥用问题探略

民事权利滥用是在民事权利行使过程中时有发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但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重视不够,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民事权利制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和分析,旨在抛砖引玉。

简论民事权利的社会救济

传统的民法理论中的民事权利救济方式有两种，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自力救济即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民事权利的救济手段。如请求权，支配权的行使即是。所谓公力救济，就是通过国家的专门力量和特定程序，保护受到侵犯的民事权利的救济方法。

驳约定解除权行使限制说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有权以违约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为由限制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守约方依约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法官对已实施的解约行为予以限制,本质上是确认解约行为无效。基于此,合同目的、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等均不足以成为限制解约的充分理由,法官也不享有依违约程度限制解约的自由裁量权。约定解除权限制说将戕害契约自由精神、侵蚀法律行为效力原理、鼓励合同当事人失信等。

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与限制问题辨析

为打破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各方利益体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平衡公司利益和股东权利,股东知情权制度被创设。但司法实践中,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法律适用过于僵化,造成同案异判等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股东知情权制度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亟待解决,应当将会计凭证纳入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目前《公司法》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正当目的规定过于具体,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面狭窄,不利于股东知情权保护,应当概括化定义正当目的情形,减少关于具体情形的列举,结合股东所申请材料的合理性、关联性、具体性等要素综合考察。为平衡股东与公司间的利益,保障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同时也应当对其进行相应限制,并完善证明责任分配,防止股东权利滥用,保障公司合法权益,避免股东滥用知情权侵害公司利益。

基于公共利益限制删除权的行使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限制删除权行使的两种情形,但并不能穷尽限制删除权行使的全部情况。因此,有必要研究限制删除权行使的考量因素。参考欧盟GDPR第29条工作组对删除权例外情形的规定,应从三个方面对删除权行使进行限制:首先,需要考虑行使删除权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其次,必须评估删除权行使是否会对信息主体造成严重影响;最后,需要核实信息处理者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基于这些考量,可以在公共健康安全、存档或者统计需要的基础上限制删除权的行使。

论民事权利的内容与行使的限制——兼议我国《民法总则(草案)》相关规定的完善

民法借助于民事权利的管道而赋予人民以权利或私权,由此,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整个民法典成为权利的法和人民的权利宣言。20世纪以来,对民事权利的内容与行使加以限制及规定权利的私力救济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现今也产生了这些方面的客观需要。我国《民法总则(草案)》未对此等内容予以规定,是立法上的重要缺漏,应予弥补。民法主要经由公共利益(社会福祉)原则对民事权利的内容予以限制,并通过公共利益(社会福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权利滥用的禁止原则等限制民事权利的行使。为了保障民事权利,立法宜允许私力救济,即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其中前两者为自卫行为,后者为自力救助。

权利的享有与行使——从已判死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是否享有生育权说起

浙江省舟山市一个罗姓青年为工作琐事与同事发生争吵,因一时过于激愤冲动,将同事打死,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某向法院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想人工授精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子育女。郑某的请求难倒了法院,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况且在全国尚属先例,无从参考。一方面。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与限制

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与克减,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实际是宪法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在宪法实践中社会生活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宪法如要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在适当的时候也应当做出调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保护和消极的限制,这都是宪法运行的常态。积极地保护是权利实现的基础,消极的限制也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残疾人法律大讲堂系列讲座之十二 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时应注意诉讼时效限制

现实生活中,残疾人朋友可能会遇到以下情况：有人借你1万元钱迟迟不予归还,他人霸占了你应得的那份遗产,你的人格权受到侵犯给你造成精神或财产损害。这时,你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

论瑕疵出资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与限制

股东的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的各种重大事务及重大决策,来实现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权利。当股东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况下,其是否享有表决权?如果有,其表决权是否应受到限制?如何限制?这些问题在我国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做出规定,以致理论界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基于平等原则、公平原则、公正原则、利益均衡原则、权利义务相统一等原则,我们认为,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应该受到合理的限制,即,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应该按照其实缴出资行使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