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评析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证据突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我国具体制度不完备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使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显得过于严苛。因此应当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 ,规定证据失权的合理例外情况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举证时限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现在意义上的举证时限概念,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法定顺序主义和随时提出主义。目前大多数国家都相继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我国也经历了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对具体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仍然存在矛盾和缺陷,同时,期望通过司法解释来构筑完整的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也有失常理,我国目前并不系统的举证时限制度急切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完善。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活动能够富有效率地进行,迫切需要建立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构建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高了司法效率,但也存在一定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引入的新生事物,该制度的引入有利于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与效率理念的实现。本文主要对该制度在我国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价值及其基本内容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分析。

司法国情的考量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变迁为视角

多年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证明,脱离基本司法国情而从抽象公平正义角度行使审判权,大多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有时甚至导致负面评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理性地对待现实国情下的民众需求,依法妥当地作出裁判,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浅议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和顺应法律全球化的需要。西方各国普遍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举证时限制度。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我国也初步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但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明责任和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与司法裁判权威的加强。其举措有:设置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完善审前程序,规定举证时限的例外,建立当事人的证据取得和收集制度,确立证据失权制度。

试论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关于提供证据的时限,我国民事诉讼一直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经济领域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地要求法院迅速及时地行使审判权,高效率解决争端,从而使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也变得迫切、必要。并且,为使该制度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运行,需要我们进一步促进观念环境的优化,确立起法律真实和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

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民事诉讼实践中延误举证而延滞诉讼现象的大量存在，妨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诉讼效益的提高。

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我国最高院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从本质上确立了民事诉讼法的举证时限制度,希望以此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但举证时限制度与上位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在司法实务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笔者对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对其在司法实务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若干构想。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8月31日修正后,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使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逾期证据从"严格失权"过渡到了"灵活失权",然而细节方面的规定仍存在不足。文章指出,对民事举证时限的延期应做出具体规定,设定逾期证据的采纳标准,同时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局限与完善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经历了证据随时提出阶段、举证时限确立阶段、举证时限限制阶段,民诉法解释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细化,但仍然存在证据失权制度形同虚设、证据突袭难以避免、裁量尺度难以把握等问题。文章对此作出探讨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新发展——兼述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民事审判乃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必将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人们对证据制度改革的企盼,特别是民事诉讼理论界所期待的证据规则,却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证据规定》,而是国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急于出台这一《证据规定》,亦有其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在客观上要求从立法上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予以完善。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浅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过去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于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顺应了国际潮流,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我国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实现了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但它在举证时限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联系国内外实际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若干问题刍议——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础。当事人无论是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都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证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法之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当事人不仅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可以随时提出证据，而且在诉讼终结之后也有权提出新证据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这种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它使“诉讼突袭”成为可能，并易因此导致诉讼拖延，从而直接背离了诉讼效率原则；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问题研究

举证时限与举证责任息息相关,设立举证时限是完善举证责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把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提上了证据立法的议程。如何把握民事诉讼举证时限问题——其法律特征如何?设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应注意的问题——举证期间的设定;举证不能的处理;二审期间和终审裁决后新证据的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