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司法审判中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首先要准确认定裁判事实。如何及时、准确的认定裁判事实,是司法审判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诉讼证明是运用现有的证据试图重构过去事实的发生经过,是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盖然(可能性)判断。通过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论证,得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三个级别: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性证明标准,实体法律又特别规定了“显而易见”标准和“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并且,在例外情况下,对证明困难将危及实体法的原则和目的时,法官可以通过法律解释降低原则性证明标准,适用“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

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思考

对于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有主张采用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亦有主张采用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明标准,甚至还有主张采用多层次、多种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状况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当前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意见。

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思考

本文通过一则案例评析，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我国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的反映，与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存在冲突；应当确立一种新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以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推进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建立在"客观真实说"基础上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民事司法活动的发展。文章在对两大法系民事证明标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我国司法国情与当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提出可通过《民事证据法》的立法形式,达到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加以完善之目的。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二审事实审查标准的关系——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70条

传统的由二审事实审查标准间接推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观念不符合我国当下关于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是按照一审法院选择的证明标准是否适当进行衡量的,统一的二审事实审查标准并不妨碍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的建立和适用。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修改并不彻底,仍然存在多方面不足,不利于实现限制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修法目的以及区分诉讼证明标准和二审事实审查标准的客观效果。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研究

中国民事诉讼已经将高度盖然性确定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此前提下,按照案件的性质划分不同的标准,这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不同种类案件的内在要求,还是公正高效解决纠纷的需要和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按照案件的性质分为极高的盖然性、很高的盖然性和较高的盖然性,在解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问题的时候,应当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问题、法院的负担问题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问题、心证公开问题。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审视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颁布后,高度可能性成为民事诉讼中一般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考证"高度可能性"一词的渊源、域外使用惯例和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高度可能性"是各国对证明标准所应达到证明程度的一种客观描述。从内容上看,它通常指向英美法系中处于证明力最高层级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大陆法系中大体相当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标准,前者适用于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领域,后者则普遍适用于大陆法系各诉讼领域。因此,"高度可能性"的使用使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涵变得较为模糊,且与我国刑事诉讼所确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发生了交叉。本文结合立法原意和中国语境,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性证明标准宜界定为明确且有说服力的明显优势标准。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是体现在一些相关立法规定、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上。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势在必行,而完善了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我们的理想选择。

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责任与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责任和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原则都是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通行的证明要求都是实事求是和客观真实,即事实上的真实,并没有按照不同的诉讼类别确立各自不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这不但与世界进步潮流相悖,而且这种设计也最终导致了我国司法在刑事审判领域的工具性角色和在民事审判领域的随意性色彩。

浅谈对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文围绕着证明标准的认识过程、诉讼目的、主客观结合的角度分析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发展过程。

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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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主张因购买缺陷产品而导致财产损害,但未保留消费凭证的,人民法院应结合交易产品及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陈述、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综合认定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依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合理划分消费者和销售者的举证责任。

论我国刑事涉案财物执行中的案外人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规定案外人对刑事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应按照执行行为异议处理。该规定将案外人异议与执行行为异议相混淆,也与案外人排除执行的真实意愿相悖。但是,若适用案外人异议,却存在着申请执行人一方缺位和刑事认定标准较高等主客观障碍。从证明标准多元化、国内外立法现状以及客观实际来看,认定刑事涉案财物应采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因此,案外人对刑事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应当纳入案外人异议途径,并且应赋予检察机关以申请执行权,同时还应对案外人异议及其后续救济途径的运行规则作相应的细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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