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我国古代少年司法与少年刑事政策初探

清末变法之前,我国古代少年司法与少年刑事政策表现出既有与现代少年司法相左之处,亦有可供后世借鉴的成功典范。古代少年司法与少年刑事政策呈现出以下特征,即未成年人保护以"少者怀之"和"慈幼"为取向,未成年人与父母关系处分以"长幼有序"为基础以及少年刑事政策以"准五服以制罪"、"亲亲得相首匿"与刑事责任减轻为依托的总体特征。

论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

我国在青少年特别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滞后、相应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保障机制不完备、司法环境不完善、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等。应当进一步理论创新,构建以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新青少年法学,同时还应当对青少年特别保护政策、最低标准、保护原则、具体制度和独立程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之博弈

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它们各自源于对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的不同认识而产生,在各自追求的正义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但是,如果将恢复性司法作为理念引入并分化适用于不同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是可以解决其冲突并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手段

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足以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增长，需要刑事手段的介入。但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手段，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应重视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

在政策与规范之间:论黑恶势力犯罪“保护伞”的惩治路径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惩治进入收尾阶段,对“保护伞”的打击是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典型体现。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同时,也面临着司法打击不当扩大化,及背离我国法治道路的风险。为此,需要在客观分析黑恶势力“保护伞”惩治现状的基础上,提倡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在法治的框架内综合把握规范与政策的关系,从“保护伞”的认定着手消解司法人为扩大的风险。

浙江：加强互联网金融司法保护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刑事检察工作的意见》指出，要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借贷平台从事的非法集资犯罪、利用互联网支付平台实施的诈骗犯罪、利用股权众筹融资平台从事的非法集资等金融业务犯罪，以及以金融创新为名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意见》还提出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确保打击犯罪与保护创新相统一；注重区别对待，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保障互联网金融生存发展。

特别程序彰显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群体特性，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制定刑事司法政策和设计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

教育政策

1 “最高人民法院将重判性侵未成印人的国家工作人员” 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在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刑事司法保护座谈会上提出，各级法院一定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刑事司法保护工作，切实树立和强化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

对刑事被害人赔偿或补偿的研究

对刑事被害人赔偿或补偿，就是通过给予被害人各种形式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创伤，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目前，我国立法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实践中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资金来源没保证等软肋。

转变司法理念完善工作制度探索青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模式

青海省检察机关以地方实际和未检工作特殊性为切入点，努力健全规范制度机制、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延伸开展犯罪预防的未检工作推进模式，充分体现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关爱。按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慎重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用足用活维权手段，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高批捕率、高起诉率的从严打击的片面做法和思维定式，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理念，坚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慎捕”、“慎诉”原则。办案中，坚持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质量和效果总体良好。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运用公诉政策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完全是以成年人为基准构建的，容易忽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加之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及刑事政策零散地见诸各个法律，不成体系，因此，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轻缓的刑事公诉政策，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理念回归与路径完善

在“两高两部”于疫情初期联合颁布的规范性司法解释中所蕴含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了近三年疫情防控中的刑事个案适用。通过对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的回溯性检讨,可揭示出刑事规制中部分性地存在入罪标准合理性阙如、刑罚处罚程度轻重失度、程序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需要理性刑事司法的回归。司法机关应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法益保护原则引导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由应急运行转向常规运行,审慎辨清妨害疫情防控行为刑事规制的犯罪界限、精准规范涉疫刑事司法的刑罚裁量、合理把握刑事司法程序制衡与效率追求之间的关系,从而有益促进涉疫刑事司法的理性化与规范化。

企业家涉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探讨

由于发生领域的特殊性、法律问题的疑难性、民刑交叉的复杂性,以及引发后果的严重性,应该更加重视刑事司法政策对企业家涉产权案件的指导作用。在贯彻刑事司法政策时,应坚持平等全面保护原则、疑罪从无理念、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主要从企业家被侵害和涉案两个维度,强调对企业家产权的保护。一方面,贯彻宽严相济之"宽",依法保障涉案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贯彻宽严相济之"严",加大惩治侵犯产权犯罪的力度。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创新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它既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创新产物,也是进行技术创新的必要制度激励和政策保障。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多举措推进民营经济司法保护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立足于宪法定位,积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大力开展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检察机关推进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的主要举措一是坚持涉民营企业案件办理的刑事司法政策。除了强调依法平等保护、罪刑法定、刑法谦抑等基本刑法原则之外,对涉民营企业案件办理坚持少捕慎诉慎押的基本理念,坚决防止“案子办了,企业垮了”,积极主动做好办案可能诱发的风险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