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众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诸问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众史的异军突起,是日本历史学界值得重视的研究新趋向。该领域的先行者,从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中注意到民众力量的伟大,开始努力从历史底层"打捞"无名民众的历史。在此视野下,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斗争情况迥异,新见迭出的观点异彩纷呈。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为日本对中国近代民众史的研究注入新活力。社会史与民众史的结合,使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拙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即为相关领域的新尝试。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

口述史学真的会引起新的史学革命吗?如何认识口述史学将会引起的革命?怎样使口述史学真正促进史学的革命性进步?这类问题不仅值得口述史学者关注,也应引起研究史学理论、近现代史的学者和借鉴口述方法从事研究的各学科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口述史以不同于文献证史的方式表现历史细节,同时可以为社会史研究的广泛深入提供丰富材料,因而具有推进历史研究产生革命性进步的价值。但要真正产生这样的效果,必须解决口述音像保存、共用问题,并须提高口述工作者的素质,加强口述史学理论研究,取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

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湟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未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21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从民众写史的精神生活化看当代群众史观变革

日益多元化、市场化的历史书写不断重塑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和精神生活。民众写史既增强了群众参与历史创作的主体话语权,又满足了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当前社会流行的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作为后现代史观的组成部分,公众史学的通俗化、审美化、个性化及群众参与特点推进了史学成果的有效传播及社会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宏大叙事风格的传统史观。对此,在对公众史学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解构论、碎片化等弊病进行批判的同时,我们应对马克思群众史观进行理论澄清,并推进其时代化发展。除在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提升群众的参与权外,应从社会历史实践出发,审视群众史观变革中个性与共性、本体论与方法论、学术性与应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