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机会结构与民众抗争行为的策略选择——基于兰州市宋村集体土地纠纷的案例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一种强调外部情境"政治属性"的理论观点。本文依照"文化—制度"及"稳定—多变"维度,以宋村集体土地纠纷事件为案例,区分文化性与制度性政治机会,将稳定的与多变的政治机会分离,详细阐述了多元主体的博弈过程,重新梳理和整合相关变量,从而淡化不同国家间政治制度差异对抗争行为的决定性影响,结合我国现有制度的"政治性""稳定性"和"竞争性"特点,实现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本土化改造,突出了权威性话语的转变、弱化的乡村治理结构、精英的突出表现等三个显性机会要素的影响权重;同时,借助事件链的形式对隐性机会空间中抗争双方围绕着"土地财政下的政府角色"这一隐性机会结构变量所进行的博弈过程进行了梳理,试图论证政治机会结构与民众抗争行为策略选择之间的关联。

环境邻避冲突中的民众抗争与精英互动:基于地方治理结构视角的比较研究

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议题一样,邻避冲突研究正日益成为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然而既有的研究,大多遵循"官-民对抗"及其消解的逻辑,落入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窠臼中,忽视了当下中国邻避冲突中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及社会互动。邻避冲突中看似喧嚣的民众抗争背后,隐藏着更多体制内外的精英互动与利益权衡。这种特定地方的精英互动机制是否存在和有效,往往是邻避冲突发生及能否以较低成本消解的关键。但这种个案化的解决,也彰显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困境:无论民众抗争还是精英互动,都难以成为邻避冲突治理制度化的动力。

论民众抗争的“出大事”逻辑:情境、机理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逐渐增强,现代性的风险在不断集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逐步显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急剧累积。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断裂,成为当今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频出的渊薮,使"抗争政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民众为了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表达并引起政府的重视,在社会抗争事件中主要遵循"将事情闹大",即"出大事"逻辑,主要运用较为主动的、积极的、选择性的策略主义。从这种逻辑形成的内在机理来看,社会转型的影响,是通过"相对剥夺感""利益表达与救济梗阻""发展型地方主义"等作用机制来实现的。民众抗争的"出大事"情结及其再生产,将给社会集聚更大的风险与危机。消解民众抗争"出大事"逻辑,实现基层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和谐,我们需要从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畅通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救济机制、推进"六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大功夫。

从御前喊冤到网络抗争:中国社会民众抗争的历史变迁

"集解锤,谓之权"(《广雅·释器》)。自私有制诞生后,"权"就作为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器沿用千年。后人引申作"权衡",取其精髓在"平",平者公道也。凡异化的"权"看似公道,实则不平,就如同待归位的秤锤。"维权"的过程也正是一个"拨乱"的过程。纵览中国社会曲折而漫长的变迁史,凡大规模、高频次民众抗争行为的发生都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成长,转型期民众抗争行为的集中爆发,以及两者的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重要的社会特征。本文以历史的眼光梳理了从御前喊冤到网络抗争的演变,中国社会民众抗争的历史变迁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第一,从抗争的场域来看,新媒体异军突起,事件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内共同发酵并相互影响。第二,从参与的人数来看,由"我"到"我们"的身份想象,促使个体性事件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第三,从抗争的过程来看,尽管极端性事件仍有发生,但是民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相对理性的手段去实现利益最大化。

试论光州民众抗争与地区派系主义

朴正熙的长期执政使庆尚道地区霸权主义到处肆虐,全罗道地区受到严重的排挤。在抵抗国家暴力的过程中,光州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光州民众的抗争主要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地区派系主义扩散;另一方面又为1987年的民主化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地区派系主义问题上,负主要罪责的应是过去助长、利用地区派系主义的岭南地缘权力集团。没有光州和湖南的全力支持,难以想象韩国民主化的发展,这是光州民众抗争最主要的影响。

国家治理逻辑与民众抗争形式:一个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民众抗争,讨论诱发各类政治抗争行动的治理逻辑。本文认为特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渠道,诱发了乡村社会相应的抗争模式。乡村抗争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多样化趋势,正反映了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变迁。

论北宋黄河治理中的民众负担

北宋时期,在黄河决溢和修治不断的形势下,广大民众在治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承担了巨大的负担。民众这种对河役的多方面投入,不仅仅体现为规模的浩瀚性,也呈现出时间的持续性,严重干扰着民众自身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生产的顺利开展。为躲避由河役所引发的沉重经济和劳役负担,大批民众无奈地以外迁乃至武装反抗等途径作为对政府的一种抗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严重制约和限制了北方社会的正常发展。

西方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集体抗争

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变迁,各类社会矛盾和集体抗争不断发生。西方学者利用其理论资源,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抗争运动理论为指导,西方学者就中国集体抗争形成的动力机制、政治机遇和动员策略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集体抗争对政治发展的影响。随着西方研究与本土研究的融合,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权利意识还是规则意识?——美国学者视阈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主体意识评析

美国学者在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十分关注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主张权利意识的学者多数认为这种意识将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坚持规则意识的学者又将这种规则视为对政府的臣服。事实上,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既具有规则意识又具有权利意识,参与者的规则意识并不是封建社会的奴性意识,其权利意识是在规则意识的主导下形成的,并不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