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众运动到民众军事化--中共早期关于军事问题认识与实践的演进逻辑(1921-1930)

"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是中共早期对军事问题的基本认识,即先发动民众运动,等民众"觉悟"后再进行军事行动;在军事行动阶段,先把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暴动,再从中生成正规军队。这种革命的"步骤论"过于机械,也使中共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是,中共着力从民众运动走向民众军事化、推动"武力与民众结合"的路径却是正确的,并在苏区军事实践中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实现"全民皆兵"御侮自强的同时,又分别以脱产、半脱产、不脱产的形式保持了军事与社会的联系,最大限度发挥了"全民动员"之功效。

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

由卫立煌主导的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坚守三年有余,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根据地创建诸多举措中,由牺盟会、国民党等多方倡导的民众运动即是生动一例,其由盛转衰的演变轨迹无疑成为了根据地兴亡的直接影射。前期,牺盟会及国军多方并举使民众运动高潮迭起,其对抗击日军更是助益良多。但晋西事变事起后,国民党势力渐取代牺盟会职权,加之根据地军政内部弊端丛生,且日伪方面顺势加以分化,致使民众运动日渐沉寂。

论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30年代的民众运动

在影响有关巴金革命叙事价值评判的各种因素中．“真实性”问题始终是个关键。如果不圊于已经遮蔽某些事实的历史著作而从当年的历史文献追寻，的确可以窥见20-30年代泉州一带民众运动勃然兴起的局面，可以感受巴金革命叙事中的历史氛围。因此．过往文学史叙述中有关30年代。革命文学”的命名和界定还得进行新的推敲．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遮蔽的“历史”以及“革命文学”的命名也很有必要进行全新的审视。

北伐之前的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1924国民党改组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对民众运动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北伐之前即开始大力从事民众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一时期,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已具有一定声势,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可说成效最为显著,青年运动也不乏影响,其缺陷主要是呈现出分裂现象,妇女运动则处于萌芽时期,商民运动的发展最为薄弱,主要仅限于广东一地。尽管如此,国民党致力于开展民众运动的举措,对于促进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要不要民众运动”:训政之初的党、政府与社会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在民众运动存废问题上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废止民众运动,就意味着对孙中山遗教的否定;如果继续发展民众运动,国民党却难以掌控民众运动的走向。由此,国民党在民众运动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经过对于民众运动是否还应存在、该如何发展、如何指导民众运动、如何将民众运动纳入到国民党控制之下的长期争论,最终在党内外双重压力下,这场"要不要民众运动"的大讨论,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得以平息,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众运动不过为民众意旨的表现,但民众的意旨就是党的意旨,故民众运动系归属于党的运动,党以外无所谓民众。换言之,民众运动即是党的运动。"

北伐前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重组,积蓄力量,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十分积极,逐渐认识到广大民众中蕴含的无穷力量,国民党利用民众运动来达到掀起革命高潮的目的,北伐过程中各地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军,民众运动的高涨也为北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援,但是在北伐进行到长江流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对于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支持变为抑制。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从抵制美货运动看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

辛亥革命前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体现出一系列不同于此前民众运动的新趋向。其突出表现,一是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与高涨声势;二是在运动中倡行不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并对清政府乃至封建专制予以批评和谴责;三是从“野蛮的排外”转变为“文明的排外”,受到海内外舆论肯定。但是,抵制美货运动也仍然存在传统民众运动所具有的若干缺陷:如缺乏统一领导运动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与自发性特点;参与者目标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导致运动不能持久进行,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告朔饩羊:国民党“清党”后的民众运动

普遍认为1928年2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暂停民运”决议,细绎史料,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误传。事实上,“清党”后国民党中央从未明令停止民运,不过,虽无明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确实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渐偃旗息鼓。国民党既不能将民众运动与共产党彻底切割,又不敢公然抛弃民众运动,表面支持提倡,实际防范打压,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引起意识形态和施政实际的极大背离,相当程度上销蚀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探析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基于加强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的目的,奉行严格限制和镇压民众运动政策。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民众爱国热潮再次涌现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也由原先的限制镇压向放开和支持方向转变。

从“民众运动”到“运动民众”——以商民运动为透视点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商民运动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迅速开展。随着军政时代的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商民运动丧失存在意义,国民党中央乃下令取消。商民运动为民众运动的一部分。按国民党的理论,民众运动兴起于军政时期,到了训政时期,国民党将对民众运动进行全方位的整顿。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其民众运动是要纳入党的掌控之中,民众运动必须要与党紧密结合,由党来运动民众。

19世纪英国的社会民众运动分析

19世纪英国的社会运动具有民众和议会的两重基础,拥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不同的社会运动可能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又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意义。社会运动的共同点则是要求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改革。由于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尚在形成之中,因此各种运动经常在社会表层爆发,变成浩大的群众运动,给社会带来裂痕。随着各方面改革措施的深入,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渐趋平息,诉求的表达开始规范化与体制化。

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嬗变初探

从热衷个人冒险行为、否定民众运动到倡导思想启蒙和国民运动 ;从反对党派政治到致力于民众基础之上的政党运动 ,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这种嬗变过程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不断推陈出新、紧扣时代脉搏的产物 ,也是陈独秀个人勇于创新。

清末民众运动与对外关系──以湖南为中心

针对史学界关于清末民众运动定义的流行观点,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清末民众运动的斗争目标以及与列强的关系,并联系清末湖南社会的实际,探讨了湖南人在清末民众运动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后中苏东北问题交涉与国统区的民众运动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交收问题成为中苏间重要议题之一,但国民政府的多次对苏交涉均处于下风。而苏联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延迟撤军,加上苏军的一些违纪行为,终于激起中国民众的不满。1946年2月爆发了蔓延全国的民众抗议示威,国民政府由最初的始料不及到被动应付,并引起国际的关注。在民众运动和国际压力下,苏联最终被迫撤出东北。

中国反日民众运动近三十年研究述评

反日民众运动是中日民族矛盾凸显的产物,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研究范式来看大致经历了革命史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和社会史研究方式。从研究的切入点来看,主要集中在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社会参与、官民互动以及作用与影响等方面。既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研究内容深挖、研究方法创新与史料挖掘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现代评论派与1920年代的中国民众运动

现代评论派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对当时的中国民众运动给予了密切关注。关注的原因:一是出于他们对民众势力和民众运动的重视;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三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身良知和正义感的驱动。现代评论派一方面对民众运动予以肯定和支持,同时也试图对民众运动的目标和方式等加以引导;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下,现代评论派有关民众运动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民众运动与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在英租界收回的过程中,民众因素起了较大作用,以陈友仁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借助民力,在与英领谈判时顺利地实现其“革命外交”,中共也及时地发动民众将反帝斗争推向高潮。民众运动与国民政府的互动,以及中共的推动,使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目标得以实现。

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中的视角、立场与政治纠葛

194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在起步阶段奉行"反抗有理"的革命史观,多由官方机构组织研究工作,在资料编纂、通史编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宣传工作与学术研究长期纠缠不清的弊端。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史著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学理性尚不强,但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以现代化史观探究政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界对此前脸谱化、模式化民众运动史研究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回归探究运动机制的范式,对民众运动的研究要突破政治史的藩篱,要将民众运动史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其机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