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传播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而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文化治理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具备工具性和适地性两大媒介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民俗文化传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即内外同传,推动乡村治理德教化;多方协作,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以期提供契合本土语境的中国化治理方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基础。

近代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传播述论

北庭地区地处北疆交通要道,城市众多,商业发达,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传播甚广。近代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人士通过节庆活动、自身的日常行为及经商活动,广泛移植并传承了节日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游艺文化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促进了北庭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该地区的社会风貌,巩固了自清代以来北庭地区形成的中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了该地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发展。

试析宋代民俗文化传播途径——以宋代陶模图像故事为例

宋代陶模民俗文化曾在黄淮流域广为流传。考古研究发现,陶模以黄土为制作原料,以直观易懂的图像和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为内容,通过民俗活动与商品流通传播文化。从社会学分析,陶模表现的图像和故事文化内涵丰富,社会教化功能明显;从传播学分析,宋代陶模采取用图像“讲故事”的形式传播文化,丰富了宋代社会生活,是古代民俗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

陕西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

媒介是民俗文化传播的载体,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使用成为陕西民俗文化传播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志。因媒介技术与传播环境的变化,受众在发布与接受信息的“自我中心化”、信息消费过程的“使用与满足”、“意见领袖”角色的充当等方面完成了自我角色的认同。同时,数字影像化、微传播、媒介选择的多样化使陕西民俗文化传播相较以往呈现多元表达。陕西民俗文化在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得到了更好的传播。

传承与观照:羌族人类学纪录片的民俗文化传播

人类学纪录片凭借其纪实和以人为本的特点,在记录和传承民俗文化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羌族人类学纪录片不断记录和传承着羌族民俗文化,其选取典型的文化符号祛魅抽象神秘的羌族文化,通过突出人性价值的柔性传播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理解羌族文化提供可能性,利用精美的视听语言修饰羌族文化本体从而引起大众共鸣。羌族人类学纪录片借助人物和家庭等内容完成象征符的生产与表达,让大众在共通意义的空间内观照自身、理解羌族文化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

仪式观视角下民俗文化传播研究——以恩施“女儿会”为例

具有强烈地域特征和内在联系的民俗文化,一方面展现着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在媒介技术、传播环境和社会人文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下,许多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得以继续流传和发扬,产生各种形式的价值转变,同时也存在传统文化内涵弱化、传播主体观念意识不强等问题,探究政府主导下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节日的新时代意象表达和传播路径,对构建一个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民俗文化保护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俗传播的受众心理及媒体策略

作为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模式,民俗反映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品格和内核,不断地凝聚和镌刻着本民族独具特质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本文从传播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在民俗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需要、选择性心理和情绪情感,分析可能产生的受众负面心理效应,并提出了一些提升和助力民俗传播的相关策略。

西府社火民俗传播研究

西府社火属于传播学范畴的群体传播。社火结合庆典活动的组织、游行编队等管理方法于一体,穿区过县,活动形式集民间锣鼓、音乐、戏曲、服饰、脸谱、造型艺术等民间音乐、工艺、美术为一体,可以传播民俗文化,展示时代风貌。通过研究这种民俗的传播形式,可以更好地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凤凰传奇”与少数民族民俗符号传播

民俗传播的模式与方法一直是当代民俗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和广大民众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如何扩大其影响范围,加深其文化内涵就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当红的流行音乐组合"凤凰传奇"的作品为研究文本,探讨符号理论在少数民族民俗与当代时尚潮流相结合的过程中的契合点作用,最终落脚于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流行趋势中把握民族文化特色,活态地保护与传播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试论民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就民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进行了探讨。民俗事象的传播具有特殊性,在色彩斑斓的传播流向中,应该适当考虑受众的心理,关注受众的心理意识、心理选择、心理接受,以期促进民俗文化的发展,促成民族文化的崛起。

以皖南皮影为代表的安徽民俗文化网络传播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传播民俗文化有利于拉动消费,推动和培育地方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利用移动互联网,构建皖南皮影移动网站系统,能够方便用户了解和学习皖南皮影,实现安徽民俗文化传播力的提升.

媒体议程设置视域下民俗文化传播分析——以兰州太平鼓的报纸议程设置为例

大众媒体是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管理部门和广大民众对于民俗文化的认知。本文选择《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5家报纸在2016年1月到2018年3月关于兰州太平鼓的报道为样本,以大众传播"议程设置"为理论基础,从报道数量、议题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探讨大众媒体在对民俗文化的传播进行议程设置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播的价值预设与民俗传播文化研究

论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阔背景及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从国家发展和区民俗传播角度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战略发展,寻求创新路径的地缘性、层次性、阶段性、生态性、互动性等发展,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环境中民俗传播的习染性、回环性、启迪性、、创新性对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新媒体时代:陕南农村民俗文化传播的突围

新媒体在陕南农村已有一定普及率和影响力,为农村民俗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平台,农村受众新媒体接触率较低,使用功能单一,运用新媒体的传播内容有限,导致农村民俗文化难以借助新媒体得到有效传播。因此,开展信息扶贫和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克服媒体偏见,打破"都市文化霸权";新媒体与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契合当是陕南农村民俗文化传播突围的有效途径。

浅析齐鲁传统节庆民俗文化传播

齐鲁传统节庆民俗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存在内涵挖掘不足、特色不明显、过度商业化、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要提升齐鲁传统节庆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就必须在传播过程中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树立个性品牌、坚持文化的本真性和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

中华贤文化与魏晋南北朝端午民俗的生成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灾人祸迭发的背景下持续且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为端午民俗的传播和演进创造了条件。这一过程中,端午民俗的内核顺应时势,逐渐由"敬天"向"敬贤"转向。以对"贤"的推崇与追求为主的中华贤文化,借助源流故事这一语言符号和与之相关的祭奠仪式等行为符号在端午民俗中完成了自身意涵的嵌入,为端午民俗在南北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群间的传播以及在不同阶层的士族和平民间的传播架起了桥梁。中华贤文化加速了民众对端午民俗形成集体认同的过程,推动了端午节的正式确立。民俗又以"规范"的力量反作用于中华贤文化,成为其进一步散布的动力。

零基础儿童班对外汉语教学中民俗文化的传播策略——以曼谷拉刹锡塔蓝庙小学1-3年级为例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也是文化教学,民俗文化是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零起点儿童班的汉语教学既是基础又是难点。面对这一独特的汉语学习群体,应遵循一条不同于成人汉语教学的既能为学生打下良好汉语基础又能让其正确认识中国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在泰国曼谷的教学实践为例,通过对零基础儿童班的汉语教学中民俗文化传播的意义和现状作简要分析,探寻零基础儿童班的民俗文化输入的教学技巧。

关于构建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思考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新闻传播学和民俗学,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本质特征上都是关于"大众"的学问;民俗新闻传播学是从民俗学视野研究新闻本质和传播规律的科学;构建民俗新闻传播学有助于对"大众"和"大众文化"的科学把握,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受众观",有利于还新闻传统形态上的"官学"为"民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学",有利于有效规范纠正新闻娱乐化倾向,有利于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构建国际新闻新秩序。

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民俗传播--基于桂东南L村的实地考察

约束与创新是组织传播的重要属性。民俗本身包含传播性,乡村社区民俗文化传播中也存在约束与创新属性。乡村社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乡村社区的民俗传播由此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通过利用民族志方法对桂东南L村进行实地考察,以"挂灯"和二月二庙会两个典型的民俗文化现象为例,对乡村社区民俗传播的约束和创新属性进行辨析和描叙。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传播学分析

本文以传媒兰州特有民俗信息传播内容为对象,以大众传播“议程设置”为理论基础,从特有民俗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议程选择、把关、表现形式、表现风格以及传播学角度探索推动民俗文化实现良性传播与传承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