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百家宴”的文化调适与民俗变迁--以广西三江冠洞村为例

“百家宴”是侗族充分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展演、互动的一种民俗活动。“百家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保留着传统的文化基因,既对侗族民族文化进行整合与规范,又对侗族文化内涵继承与发展。在当代的民俗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基因成为“百家宴”的内核,“百家宴”集体聚餐宴饮等文化内涵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方式,如成为景观的村落空间,被整合展演的民俗文化,趋于简化的内容形式,快速便捷的传播手段。

藏族望果节的民俗变迁研究——以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加如村望果节为例

望果节是西藏农区的重要节日,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章以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加如村望果节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对藏族传统望果节与现代望果节的形式和内容分别作了阐述,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代藏族望果节呈现组织形式一体化、宗教仪式简化、活动形式多样化、餐饮娱乐现代化以及导向综合性等特点。

民族互动与社会转型中的民俗变迁——以近代张家口地区为中心

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近代,在蒙汉两族的双向互动及社会各方面转型因素的影响下,张家口地区的风俗民情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服饰、婚丧礼、节日庆典等方面,为考察这一地域社会的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角度。

词汇的语境化与民俗变迁——以义县春播语汇为研究个案

针对古今史料中义县农业生产习俗缺失的现状,基于文献、田野调查、词汇语用学等研究方法和语料库等资料,对锦州义县春播语汇的语境化及其折射出的民俗变迁进行历时研究。研究发现:春播备耕、播种工具、播种参与者三方面语汇的语境化意义反映了农民在农耕信仰、劳动观念和生产方式方面的变化;民俗词汇具有词汇语用学特征;民俗词汇是民俗的载体,但二者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民俗词汇在语境中形成,并对语境进行制约,进一步的语境化推动或抑制词汇的变异发展。

文化接触与民俗变迁——青海藏蒙汉聚居区年节期间藏族人的衣食住行观

青海藏蒙汉聚居区,各民族通过接触和文化交流,民俗文化尤其是年节仪式发生变迁。其中,藏族人的衣食住行等有形文化包括心态渐渐改变,主要表现在节日服饰观念中的传统情感与社区规范之间对立统一;对待节日结构的态度逐渐改变。定居生活导致生活观念出现变化;在交通工具的改变上采取方便与审美并重的态度。文章指出,在人类文化转变中,文化培养起来的民族意识和情感,直接左右着民族观念的变迁程度。

关于民俗变迁、文化整合的新思考——甘肃省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变化探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杂居,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社会。本文通过对天祝藏族自治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民俗变化客观而真实的描述,试图为变迁社会中民族精神文化的融合及整合规律的探寻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资料。

民俗旅游场景下少数民族民俗变迁动因的分析

学术史中关于民俗变迁动因的两种观点实际是同一观点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在民俗旅游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民俗变迁的动因依然是社会变革这个外在的动因,只是具体体现为各级权力话语的策划和推动,而且这种特殊动因又是由权力话语发展经济的需要及民俗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欠缺而决定的。

浅谈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日常生活民俗变迁的影响——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例

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的传统形式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民俗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在对贵州省郎德上寨民俗变迁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80年代旅游开发在郎德兴起为分隔点,主要从饮食、服饰、居住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日常生活民俗变迁的影响。

清代满汉民俗变迁的思考

清代满汉民俗变迁的思考金丽婷，王伟业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有清一代，满汉民俗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清兵人关（１６４４年）到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前，是满汉民俗变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清...

社会转型期民俗变迁的内源性因素探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民俗发生巨大变迁,究期变迁原因,除了政治、文化等外源性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人口因素等内源性因素,这些因素只是导致民俗变迁的理想性因素,不容否认,具体时空不同,导致民俗变迁的原因和因素也不尽相同。

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边疆社会民俗变迁——以大理鹤庆为中心

商业活动的一大特性是流通性,在商业活动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一直是推动边疆社会民俗变迁的重要力量。而近代鹤庆商业贸易的繁荣和鹤庆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边疆地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导致了民风民俗的改易变迁,促使民俗日益丰富多样,民风也逐步开化和文明,促进了边地民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商业推动民俗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边疆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发展的过程。

民俗变迁中的河南新农村建设——以新乡地区为研究中心

从民俗民风的角度研究了以新乡地区为中心的河南新农村建设,选择居住民俗、饮食民俗、婚姻民俗、节日民俗等来探寻传统的民俗观念、民俗事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变迁,研究当地的民俗变迁在主流趋势上呈现出来的传承性、归化性、植入性特点,由此理清民俗文化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观察视角和理论支持。

社会转型期民俗变迁的外源性因素浅论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民俗发生巨大变迁,究期变迁原因,除了经济、心理、环境、人口等内源性因素的作用之外,还有外源性因素的重要影响。民俗变迁的外源性因素是指导致民俗变迁的除了民俗本身的外力性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是最主要的两种外源性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只是导致民俗变迁的理想性因素,不容否认,具体时空不同,导致民俗变迁的原因和因素也不尽相同。

家庭空间视域下春节民俗变迁探析

春节是以家庭为核心空间的节日。家庭是社会变迁和春节民俗变迁的交接空间。社会变迁引发的家庭空间方面的变化影响着春节民俗变迁。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家庭职能、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三方面在社会变迁中的变化,形成了春节节俗活动空间家庭职能的弱化、节俗承担者角色的淡化、节俗传承环境多样化的变迁样态。家庭空间视域下春节民俗变迁,是初级生活圈中民众节俗生活文化的变迁。这类变迁会部分地重新建构春节民俗传统模式。

辽金时期西京的民俗变迁

辽金时期的西京,是当时朝廷设置的五大重镇之一,各民族交流的中心,此时西京民俗的发展呈现汉化和胡化的双向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婚姻习俗、丧葬习俗方面。通过对西京民俗变迁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民俗发展的态势及特点,有利于增进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同胞间的理解与沟通,从而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同胞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清末民国初期绥远地区民俗变迁

以清末民国初期绥远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对服饰、饮食、居住形式等个案研究，探讨该地区民俗变迁的特点及原因。这一时期绥远地区民俗变迁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双向的、渐变的复杂过程。

关于民俗变迁的一点思考——以青海省互助县土族为个案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生态人文环境中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心理行为特征。但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随着外界客观环境和时代条件而发生变迁的。本文以互助县土族为个案,采用田野观察和资料搜索的方法,以传统民俗作为社区文化研究的对象,考察了该县传统民俗文化变迁的现象。同时在人类学相关的文化变迁理论的指导下,探究了产生这种变迁的原因及所产生的影响。

民俗变迁中的新农村建设——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民俗变迁是新农村建设一个不可回避的境遇,贯穿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始终。文章通过对丽江新农村建设的考察,审视正在或业已发生的民俗变迁,认识民俗变迁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理清民俗变迁与新农村建设共变的双向互动关系,探求民俗变迁的动因和前景,提出了民俗变迁中的新农村建设至少应该把握三个思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生态眼光、新农村建设的异质化模式和新农村建设的和谐调适方式。

城市化进程中青岛浮山所村的春节民俗变迁

在乡村振兴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拆迁、迁居使传统村落在地理位置、居住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愈发接近城市,乡土村落转变为城市社区势必带来民俗变迁。由田野调查发现,青岛市浮山所村在由乡村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过渡中,村民能够对民俗进行充分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调控,春节习俗发生变迁。此案充分展现出传统民俗具有的强大内生动力和对现代生活的适应性,由此案可前瞻城中村的民俗变迁、民俗传承、应对策略等相关问题。

广州沙湾飘色民俗变迁研究

随着沙湾古镇民俗旅游的发展,作为沙湾古镇四大文化名片之一的沙湾飘色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但在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走访调查发现,沙湾飘色与过往相比出现寓意内涵淡薄、板色增多、表演时间不固定、参与者范围扩大等变迁,造成沙湾飘色因缺失内涵而逐渐变成一种娱乐活动、文化展示。据此,提出保护沙湾飘色发展需要重视历史渊源与现代社会元素相结合,注重民俗体验产品多元化,完善传承机制等,才可以在固其根本的同时赋予民俗文化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