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信仰:一个蒙古村落传统民俗社会的维系——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这是一项关于蒙古民间信仰的田野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选择了一个民间信仰比较密集的蒙古村落———珠腊沁村,从村落的角度对多层次信仰问题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珠腊沁村多层次信仰结构与村落民俗社会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产生了紧密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因行政社会手段巧妙设计而成的,而是从村落形成之初在习俗中自然形成并世代传承下来的,是珠腊沁村信仰民俗传承世界的结构。

民俗社会学与乡土建筑研究

用民俗社会学方法进行乡土建筑研究的理论框架,就是从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生活方式、民俗社会文化及民俗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乡土建筑,为乡土建筑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以人物的群体形象表现民俗社会的真实面貌——论《呼兰河传》的人物塑造

从“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重新审现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小说《呼兰河传》。认为该小说所展示的 2 0世纪初的呼兰城 ,是民俗社会的一个缩影 ;指出小说以大量群体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呼兰城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并展示了该民俗社会共性扼制个性。

传说、庙会与民俗社会的构造——浙江缙云张山寨“七七”庙会研究

明清以来,浙江缙云一带一直沿袭着奉祀陈十四女神的三大庙会,尤以张山寨"七七"庙会为盛,活动辐射浙南闽北及东南沿海多个省区乃至台湾部分地区,历时三天,规模盛大。庙会在陈十四信仰的文化底层之上,集中展示了区域性民俗传统的内在活力,既是一种历史记忆的仪式操演,又充满了祭祀神灵的神圣与世俗生活的狂欢。本文通过对这一庙会的考察,力图呈现其多层次的文化意涵,并由此揭示其背后的民俗社会的构造方式。

“双万”背景下东莞城市精神与社会民俗的SWOT分析

2021年,东莞成为第15个“双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凝练出“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在“双万”背景下,以东莞社会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调研采访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探讨东莞城市精神与社会民俗互为作用的关系,为保护与传承具有东莞特色的优秀社会民俗献言献策。

契约文书的民俗学研究

契约文书是中国传统社会为处理财产、社会关系等而撰写具有一定格式规范的文字。作为记录民间生活的一手文献史料,契约文书受到法制史、社会经济史、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契约文书因其创制者和使用者为“民”、包含丰富之“俗”,既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诸多有效信息,也可直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视角下的契约文书,在分类体系上可与现代民俗学分类框架进行对接,由此讨论契约文书作为民俗文献资料,可以丰富和充实物质生产民俗、社会组织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的事象和整体研究。同时,从民俗学本位出发,借用孙末楠“民俗社会”理论所引申出的“俗、礼、法、制”理论体系,可以分析契约文书背后的契约观念、契约行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此大量的和成熟的契约活动”,在调整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

黄石与民俗社会学

黄石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学者。黄石长年耕耘于民俗学领域,根据其多年的学术实践和田野调查,提出"民俗社会学"的主张,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理解民俗的本质,在理论层面,用"风、俗、礼、制"四个概念来归类社会上的民俗现象,整体把握民俗与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之间的关联;在实践层面,重视礼俗和社会组织调查,以服务于当时的礼俗改良。梳理黄石的治学历程及学术交往,了解黄石在促进民俗学的社会学转向方面的诸多努力,可以进一步充实民俗学学科史的相关研究,为当下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民俗学与民俗社会学

近几年,“民俗学”这个名称已经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所熟识。自从一九七九年顾颉刚等七教授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以来,一九八三年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分别召开了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和全国首届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部分省市和地县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民俗学组织,创办了《采风》、《乡土》、《民俗研究》。

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世界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分析1949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传统、新民俗,提出: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科学,民俗学必须能够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同时应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学术品格,即扩展视野、开放思路,从一种本土学问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科学世界,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更新。

从佤族歌谣看佤族的精神民俗与社会民俗

佤族歌谣折射出绚丽多彩的民俗事象,它从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方面立体地展现出佤族人民独特的生活世界。这里我们探讨了佤族歌谣蕴含的精神民俗与社会民俗事象,包括木鼓崇拜、猎头祭谷、剽牛献祭等佤族宗教信仰及婚恋习俗与丧葬习俗。佤族民俗与佤族歌谣相伴而生,相互印证。佤族歌谣是佤族民俗独特的传承方式,是传递佤族历史文化信息的"活化石"。

高校研究生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探索——以“研究生地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为例

由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等发起的“研究生地方民俗与社会研习班”已经成功举办五届,该项目将研习实践活动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相结合,积极探索高校研究生跨学科联合培养新模式、新路径。它通过师生自愿互选,建立新型的跨校跨学科联合培养机制;通过开展“第二课堂”,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科学合理选题,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互补;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整合高校与地方社会资源,达到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并举的双赢局面。

《阿诗玛》英译本社会民俗文化翻译研究

叙事长诗《阿诗玛》是撒尼民族文化深层积淀的文学化展示,诗中有大量的社会民俗文化负载词。借助语料库手段,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中社会民俗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进行探究,发现译者较为注重撒尼族婚姻习俗文化异质性及源语文本文学性的传达,而对源语文本中于西方一般读者来说显得不重要的民俗文化负载词,常常运用替换法或省略不译,以保证译文的流畅性。

论丁玲文学作品中的新型社会组织民俗建构

丁玲擅长以灵性之笔诗意呈现民众生活化的传统组织民俗。这些社会组织民俗包括宗族、结拜兄弟、屯、生产互助小组、合作社等。丁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是从作家心灵中成长出来的,更是从这些民俗生活中成长并突围出来的。丁玲在作品中控诉宗族组织民俗"礼数"的吃人、揭露传统社会组织民俗的无形杀人,历数传统社会组织民俗的"恶之花";描写解放区的各种现代社会组织民俗以及新型社会组织民俗对传统旧俗束缚的冲破,倡导平等、互助的"同志"式日常生活观,播撒新型社会组织民俗火种。丁玲文学作品中社会组织民俗的生活呈现,反映了丁玲对腐朽旧俗的批判和对新型社会组织民俗的礼赞及其建构的意义。

文献民俗志的研究方法——以《民间道德、习俗与民间叙事》为例

《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搜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度研究。针对其中的文献民俗志资料,我们需要从它的特征入手,思考适合的研究方法。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各自有凸显的特点。我们发现从民俗志写作手法入手,可以为确立文献民俗志的时空范围找到一定的线索。进而,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考证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使文献民俗志的时空范围更加精确化,并通过对内容的剖析使文献民俗志的民俗社会轮廓清晰呈现。这一研究结果使得结合“传承母体论”探索文献民俗志的田野研究成为可能。而田野民俗志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产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民俗学理论方法,它侧重于对当今社会生活的田野工作,代表着民俗学的现代特征。因此,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相互结合是民俗学研究今后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民俗看青海土族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土族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土族人民历史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土族民间音乐以其重要地位存在于民俗的各个领域。本文主要从社会、精神方面阐述民俗是土族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从西昌方言看社会民俗文化

西昌方言与西昌民俗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征,都是体现地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它们情同手足、形影不离。本文立足于西昌方言,探析西昌方言折射出的社会民俗文化。

《白鹿原》方言与社会民俗文化研究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的"枕棺之作",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在1998年,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本文首先对《白鹿原》所描述的故事背景以及情节进行了简单叙述,再针对方言和社会民俗文化这两个研究点进行深入研究,希望该探索能够为《白鹿原》以及小说中方言及民俗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文字素材。

《诗经·齐风》中齐人的社会民俗生活

《诗经·齐风》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齐人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展现了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早期齐人的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这些民俗涉及齐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婚恋生活、衣食住行等。本文从耕织与渔猎、爱情与婚姻、服饰与住行三个方面探讨《诗经·齐风》中齐人的社会民俗生活。

人的历史比学科更长久——岳永逸的燕京、辅仁民俗学史研究述评

岳永逸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他从学术“边缘”、小人物入手书写学术史,试图突破英雄史观和由果溯因的学术史写作模式,沉潜到民俗学史上被忽略的“边缘”“小人物”的学术世界。其中以杨堃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以“社会学的民俗学”为特点,而辅仁大学的比利时籍的司礼义、贺登崧则因其卓越的文化洞察力,而被岳永逸称为是“由外入内”的自家人——土著,更是具有开创性而且成果卓著的中国民俗学家。这些梳理以及形成的学术观点,对于完善中国民俗学史的学术拼图,呈现中国民俗学的总体样貌,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