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吉乃人的民俗变迁（1900～1995）——兼论“民俗网络”概念

台吉乃人的民俗变迁（１９００－１９９５）——兼论“民俗网络”概念●傲东白力格一导言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背景在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第一，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

网络民俗研究

网络民俗作为信息化时代新兴的民俗文化,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网络拜祭、在线祈福、网上占卜;其显著特征显示为:网络民俗的主体构成以都市居民为主,传播时效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异常快、覆盖区域特别广,参与方式便捷、简单、环保,民俗内容具有共通性;其社会功能表现在:教育、调适、传承、环保各个方面。

网络民俗研究的理论逻辑和“概念性框架”

数字化传播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互联网中勃勃新生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反映出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生活语境中发生了深刻衍变。这类在网上生产、传播的新民俗,虽保留了传统民俗的“种”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会生活内容更新、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诸多衍变,且已蜕变为栖居网络空间的“新民俗”。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出现的变化,民俗学研究既要关注数字化时代社会正经历的“再习俗化”过程,聚焦网络民俗的“元问题”并作出整体性观照,展开网络民俗的多学科、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要积极跟进互联网时代生活数字化带来的民俗学概念性框架的新议题,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动民俗研究理论范式创新和现代民俗学学科建设。

网络传播的社群化特征与网络民俗的建立——以天涯虚拟社区为例

网络传播的社会本质特征是社群化。社群化传播塑造了特定网络空间的归属感并促进了后现代的"地区性"文化的形成。地区性文化塑造了网络空间结构,而网络空间的特定结构方式促进了网络民俗的建立。

数字化时代的网络新民俗与“日常生活”实践

移动互联网时代,民俗通过网络传播既继承了传统民俗的文化特质,又经由新时代民众的创造产生了诸多新的民俗事象,显现出现代技术的民俗生活的特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文化,网络新民俗真实展现了民众生活,彰显了“普通生活者”的主体自由,由而促进日常生活的与时俱进。新媒介环境下生成的网络新民俗,要警惕“价值之外的价值”的精英式话语,正视日常生活的“边界”,力图回归到本土化的生活场域中。

乡村俗治传统及其当代实践

乡村治理是多种治理力量交汇融通的场域,既有体现政府层面意志力的法治力量,也有反映民间层面软控力的俗治力量。两种力量在乡村治理场域构建了大小两个治理传统,其中作为治理小传统的乡村俗治,以乡村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生活文化为基础性规范力,在对乡村民众行为的规范约束中维持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俗治建构了乡村治理的民俗文化网络这一传统治理模式。在现代性日益凸显的新时代乡村社会,乡村俗治传统的当代实践需注重从俗治模式重构、俗治思维表达、俗治问题规避三方面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相融通,助力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转生型”网络新民俗研究

“转生型”网络民俗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利用民俗文化事象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民俗文化新形式。“转生型”民俗事象依托传统,保留了传统的民间思维和“自然情感”,主要功能为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网络新民俗大致可分为节庆民俗类与娱乐游戏类等。“转生型”网络民俗,承继了民俗求“变”的本质属性,是传统民俗“活态化”的具体表征。

“活态化”传播与网络新民俗

网络与民俗的结合,改变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原生形态,生成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相融的新民间语境。网络新民俗的网络特性,决定了它具有虚拟性、广域性和交互性的基本特征。目前,网络新民俗总体上呈现出“互联网+”民俗、“转生型”新民俗和“再生型”新民俗三种类型。网络新民俗真实展现了网上“活态化”的民众生活,赋予传统民俗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又彰显了民俗的娱乐特性和审美价值。

数字化时代的网络新民俗——以“支付宝集福”活动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民俗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借助新媒体技术创新传承方式,创造出众多新民俗形态,助推传统民俗在现代语境中的延续发展。“支付宝集福”活动作为兴起的新民俗,依托传统“福文化”在当下逐渐发展为春节必不可少的新年俗。它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不仅合乎传统民俗的基本属性,而且呈现出新的民俗性特征,为其活态化传承注入了创新动力。“支付宝集福”活动的自发传承有其完整的动力机制,通过对其中的传承动力进行探究,可为其他新民俗节日的当代传承提供范式转换。

城市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中的个体参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城市成了人们的主要活动领域,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带来了自媒体,为一直以来以政府和学者为主导,长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中被忽略的个体提供了话语空间。个体的参与使得移民、都市日常生活、网络空间个体叙述等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新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应,网络民族志书写与自我民族志叙述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为民俗学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平台。

网络民俗——媒介化时代民俗的空间衍变、关系重构与新民俗生产

媒介化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再习俗化”过程。网络民俗是传统民俗的延伸和发展,它扎根于民俗土壤,但生存于网络环境,成了网络中独特的民俗景观。作为新事物的网络不仅革新了俗民社群的生活方式,也重构了俗民之间的组织关系,同样使民俗活动的生产在保持内核和突破民俗边界的基础上实现了民俗传承和繁荣。民俗与网络的偶合,拓宽了民俗研究的方向、范式和内容,网络(媒介)也成了民俗社会学研究全新的问题域。

探索互联网民俗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的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冲击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调整和开拓研究民俗传统的新观念范式与方法范式,如何辨析互联网对每种文化及其个体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观上的影响,如何理解因网络而出现的生活意义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多样性,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民俗学者结合互联网使用者与研究者的身份与经历,利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新时代的民俗学新视角。本文试图界定互联网民俗的概念及其分类,探讨有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期抛砖引玉,供同仁批评。

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当代汉服运动的发展研究

汉服运动是当代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的一次覆盖面广、参与人数众多的草根文化运动,具有文化、经济、社会几方面的多重作用。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民间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与瓶颈,要求国家与政府层面加大公共文化管理力度。文章采用了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参与式观察法等方法,通过对汉服运动的基本概况、意义、瓶颈的研究,以及对江苏南京市的汉服运动的田野调查,为政府部门通过文化管理提升汉服运动空间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