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语境下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辨正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事业已经进入了类现代政党政治的斗争阶段。但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整体进程看,辛亥前后的同盟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尚不具备把握新生革命政权的能力。同盟会的政党缺陷虽然导致了孙中山民元让位的历史遗憾,但也为其后来的政党改造提供了历史借鉴和依据。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

1912年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的既往研究大都说成是“让位”。其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其后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 ,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 ,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将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 ,“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 ,实为还位。此外 ,“让位”论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制约了辛亥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

论民元时期的报界团体及其活动

民国元年,各类报界团体纷纷涌现,在抵制报律、争取言论自由、维护报界公益等方面颇有建树,与政府当局处于明显的对立状态,表现了报界的独立态势与群体自觉。但受时局影响,报界在其黄金时代,依然危机重重,分化趋势明显。从报界的组织活动中,既可把握其结社的特征与趋向,又能窥视近代报人群体既联合又纷争的复杂面相,为近代社会群体史研究提供借鉴。

民元至抗战前夕粮食进口问题简议

民元至抗战前夕粮食进口问题简议徐畅我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然而自１９世纪中晚期，尤其是民元以来，每年大量进口粮食，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从民元到抗战前夕粮食进口的概况、特点、原因及影响。一我国粮食进口主要包括大米、小麦和面粉３...

秋风秋雨返秋魂——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民元秋瑾迁葬

民国元年,浙省向湘省发起了请将秋瑾灵榇归葬西泠的迎接运动。秋瑾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过程几经周折,共和记忆的塑造、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女性角色的表现以及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等诸多政治文化面相在此中得以充分展现。

民元时期中国妇女法律地位探析

妇女的法律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元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采纳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立法原则,颁行了大量有关妇女问题的法律条文,中国妇女获得了一定的人身权、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主权,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立法的缺陷,妇女主体意识的不足,妇女法律地位远没有达到当时法律赋予的应有程度。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沉浮

今人对中华民国建立与文学革命的关系认识模糊。本文通过对近百年来数十部把文学革命纳入叙述的文学史的细致考察,揭示了这一"遗忘"的过程。"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元"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著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很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

民元时期主流报刊的党派性辨析——兼论民国元年党派报的历史功用

民国元年,社会上涌现出300多个政治团体,兴办了100多家所谓的"政党报",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报刊,而是充满党派之争的"党派报"。民国元年的主流传播媒介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政党报刊特征,实际上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党派报的存在和发生加剧了民初乱象的同时,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报人,促进了社会启蒙,并为之后的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与检讨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让于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的凶恶敌人袁世凯,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孙中山这一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呢?孙中山本人在他以后的革命历程中经常回顾、总结,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恳切检讨。然因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经过了一个由错误到简单再到科学的过程。

民元孙中山黄兴心态比较研究

本文在于通过考察孙中山和黄兴关于民元共和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挖掘其推进民初中国近代化的潜在意识,揭示其所以与袁世凯合作、热诚维护民元政局的心理归因。 从众感:拥袁以稳固民国 从众感,是孙中山和黄兴在“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于军事态势、政治力量整合等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逐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产生的适应社会心理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拥袁信念与行为。这种从众意识显然缺乏对袁世凯认知的基础。“和平收革命之功”与“早巩国基”即是其拥袁的主要心理归因。 应该指出,孙中山、黄兴的让位,受制于当时深刻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氛围:当武汉还在激战的时候,弥漫着全国的总统非袁莫属的舆论声浪,逐渐促成了国人“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

民元前后的南社报人

在中国近代历史和报刊业发展史上,南社成员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于右任、雷铁、汪精卫、柳亚子、邵飘萍等人,先后创办了多份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他们以媒体为阵地,在国内外掀起了反清、讨袁、揭露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舆论高潮,为革命事业的开展创造了积极条件。南社成员宣扬革命,文人集团利用文字为武器,展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在野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

姚雨平与民元南京北伐

姚雨平,字宇龙,号立人,广东平远县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他“姚平远”.青少年时就初具爱国思想,1905年考人黄埔陆军中学,一面学习军事,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任主盟人及军事联络员,1911年3月,参与领导黄花岗之役.起义失败后,赴南洋募捐革命经费,发展同盟会员,动员爱国华侨回国参加革命.

民元以后初具胚胎的福建修辞学

民元以后至建国之前,福建修辞学虽未出现专著,但较之有清一代已大有发展,可说是初具修辞学胚胎。 清末民初福州出了两位著名翻译家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林纾是著名的听述翻译家,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在修辞学方面,有《春觉斋论文》,1916年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后改名《畏庐论文》,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主要内容:“(一)从正反两面谈谋篇、

民元前的鲁迅思想

伟大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诞生于封建王朝末年。他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的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启蒙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地反映出这两个时代发展的脚迹.那么,鲁迅早年(这里指民元前)的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启蒙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其演变又如何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肤浅的认识.

民元前后(1911—1913年)国民“参政热”评析

武昌起义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形成一股颇具规模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热浪,使专制极久的中国出现了一线生机。然而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国民素质的低下以及经验不足等因素很快使这股“参政热”冷却、流产。本文将从创建政党、议会斗争和舆论宣传中所反映的政党理论三方面考察这场“政治风潮”,总结其是非得失。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一个号称倡导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依古以来,一切团体公然自承认为党者之破天荒"(《天铎报》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解剖一下它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四天与逊清皇室往还。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他们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民国元年,通电@谁(下)

通电可不仅仅是辟谣、澄清这样的公告板性质,跟从前所有的舆论平台不同,民元报纸的"通电"实现了双向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全面曝光于读者眼前。1月22日,上海光复军司令李征五发表了这么一则通电: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