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梁启超与中行“民六则例”

《中国银行则例》(以下简称《则例》)决定着中国银行的所有制性质、领导权归属及发展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制衡作用,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37年,《则例》之争演绎成了董事会与政府之间对中国银行领导权的权力之争。在旧中国银行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是'民二则例'和'民六则例'。'民二则例'由中行正监督吴鼎昌起草、孙多森、周学熙修改,1913年4月7日由参议院通过后,财政部于4月15日正式公布。则例第1条规定中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6000万元中,半数由人民认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