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法定犯”视角下著作权犯罪民刑衔接的限度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对著作权的周延保护,《著作权法》与《刑法》相关条款纷纷修改。条文的修改亟需阐释,两法之冲突亦应梳理。因此,有必要探讨著作权犯罪的民刑衔接问题,以既符合法秩序统一的要求,又最大程度满足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需要。然而,主张著作权犯罪的民刑衔接不具有限度的“否定立场”,将使刑法产生处罚漏洞,与罪刑法定原则发生逻辑背离,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法效果大打折扣。考察其立论基础,分析“法定犯”属性对犯罪成立的影响,可知侵犯著作权罪应当坚持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但没有根基对相关概念作出含义统一的要求,没有理由对“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施加限制入罪的效力,刑法可以独立解释“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行为的内涵。因此,需要确立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旨在“实现刑法目的”的民刑衔接之限度的教义学方案。第一,在通过“违反前置法”实现衔接这一环节,应当严格依据《著作权法》确定作品是否享有特定著作权,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侵犯著作权。倘若在这一步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则侵犯著作权罪必然不能成立。第二,在通过“实现刑法目的”确立限度这一环节,则应当遵循刑法的目的,考虑构成要件的文字范围与处罚必要性的大小,最终决定犯罪是否成立。具体而言,其一,合理解释“复制发行”的含义,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其中,单独的复制行为不应被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发行”应当限制为“首次发行”和“总发行”,且发表与出租行为也属于发行行为的一种,但是出租书籍与复制发行违法演绎作品之行为因未侵犯著作权而不能入罪。其二,探讨“《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行为的入罪可能,肯定处罚“剽窃他人作品”“以注释方式使用作品”“未经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等行为,排斥惩罚“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录制表演”“以改编、翻译方式使用作品”等行为。其三,证成“网播”与“深度链接”行为被“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所涵摄的观点。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问题的适用省思与路径优化

囿于部门法间的差异,民刑交叉难办案件所引起的争论屡见不鲜。检视民刑交叉既有面相后,得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常规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表现出惯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适用障碍、刑法同知识产权法的法益认知存有偏差以及“合一制”的形式化并未使知识产权在强国战略中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产生权利救济的缺憾。对此,一方面要重视先决条件,以类型化视角观察知识产权的不同客体和民刑交叉事实对程序选择的影响,明确民事确权优先和刑事后置的基调。另一方面采用解释论进路,对具体条文中“物质损失”“唯数额论”内涵扩大解释,从立法论角度设计刑事“空白罪状”条款及优化知识产权法院的配置。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效益最佳化。

我国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的制度设计

当遭遇重大自然资源损害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可能兼而有之。然而,在规范和实践层面,自然资源损害陷入“碎片化”救济之泥淖,规范维度表现为救济程序设计的“杂乱无序”与“叠床架屋”,难以形成制度合力,司法场域表现为民刑救济由于“因循守旧”的僵化思维而“顾此失彼”,无法统筹民刑责任。为此,有必要运用一体化之思路,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引,融贯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于一体,确保学理层面的合法、正当;实践中亦应在一体化机制的运行下实现自然资源损害问题的一次性解决。在畅通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之法治路径层面,应以“便捷高效、全面合理地救济自然资源损害”统领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之构建,将救济主体明确统一为人民检察院,最终确定中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同时涉及民事与刑事领域的自然资源损害案件,构建证明标准民刑区分对待,赔偿与罚金刑统筹适用等机制一体化的内部规则。

民刑交叉案件视域下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探究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评价是其中之一。目前,法律实务关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主要有“无效论”“有效论”“效力可撤销论”等三种模式,现行处理模式在评价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尚存在一定瑕疵,如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善意相对人权利保障不能等。通过明确合同效力定性基点、借鉴“目的二分法”等方式讨论完善路径,对于平衡借贷双方利益,维护法律体系协调性和权威性,实现民间借贷制度价值,促进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之再提倡--基于“行为导向的双层次判断模式”

民刑两大部门法对防卫限度的差异化规定为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埋下伏笔。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以缓和违法一元论为基底,存在无法调和的理论缺陷。从法律条文的角度分析,民法与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立法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足以推出“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之对立,认为民刑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各成一派的观点没有规范依据。与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相比,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更加契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根据与制度目的,具有显著优势。民法一元论的两条演绎路径均面临着无法回应的质疑,应当予以摒弃。刑法一元论立场下的“行为导向的双层次判断模式”采用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相区分的体系构造,并以“必需说”为理论内核,能够有效地纠正“唯结果论”的错误理念,顺应了正当防卫权不断扩张的立法趋势。

反思与重构:破产程序中民刑协同模式的选择

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通过统计2020—2022年非法集资破产案件法院裁判的相关理由,发现当前我国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破产案件刑事程序与破产程序如何衔接的统一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刑事受害人损失与破产债权人债权清偿范围计算结果差距较大、刑事退赔“空判”现象发生等问题。因此主张适用“民刑协同”模式:即除在特定条件下适用“先刑后民”外,应当民刑程序共同推进,并优先适用破产法统一清偿,通过平衡犯罪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加强司法管辖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与实体问题。

体系与问题交融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谦抑性研究

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尽管并非每个民刑交叉案件都应首先考虑适用民法等普通法律规范能否作出有效规制,但谦抑性确系判定罪与非罪所应坚守的基本准则。民刑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判定与刑法谦抑性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刑法谦抑性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贯彻,首先应以体系为根据,探求贯彻刑法谦抑性的理论支撑。其次应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刑事判定疑问为导向,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内涵、要求对相关结论及理由展开审查与考量。

民法中的自助行为及其限度——兼及不当自主行为所致民刑交叉问题

为助推《民法典》新增的自助行为的适用,亟须从解释论探讨,并考察其实践适用。自助行为本质为私力救济,为保护情况紧迫而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请求权而设,蕴含着民刑交叉属性。作为公力救济的例外,它仅能在特定情形下行使,以“拥有合法请求权”为前提,需满足“情况紧迫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以及“不实施自助行为将使权益损害难以弥补”的要件。至于自助行为应限于合理范围以及事后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则非该制度的构成要件,而是行为界限问题。自助行为既可针对相对人的财产,在特定情形下,亦可将《民法典》第1177条第1款中的“等合理措施”解释为可对相对人自由适当限制,但应契合“必要性”要求,并立即诉请公力救济。行为契合自助行为构造者,可阻却侵权违法,亦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而是出罪事由;反之,不当造成他人损害者,对相对人之损害仍应负赔偿责任,严重者,可能涉及向刑事犯罪的转化。对因自助行为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应依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严格控制入罪门槛,坚持先民后刑程序,正确界定罪与非罪。

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规则研究

商业秘密民刑案件管辖错位、民刑诉讼证明标准差异和诉讼目的区别,以及商业秘密的特性,致使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备受关注。现有“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和“民刑独立”模式各有利弊,均无法有效弥合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间的鸿沟。与其在单一模式中寻求一条可能不存在的解决进路,不如综合刑事和民事诉讼的优势,实行“民刑并举”模式,真正发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集中化、专业化优势。具体可从建立商业秘密案件归一化管辖制度、组建民刑交融的审判庭、案件基本事实由刑事和民事法官统一认定,以及侵权与犯罪分别认定等方面推进“民刑并举”模式的落实。

民刑衔接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定罪机制的检视和调适——以内嵌个人法益因素为视角

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长期秉持“先刑后民”司法模式。随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先后出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法规范在不断健全的同时,亦面临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在规范个人信息概念、范围以及衔接等方面的诸多障碍,亟需改变个人信息民刑保护“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厘清前置法与本罪的关系,可借助嵌入理论中的强弱连接关系,明确前置法如何影响本罪定罪机制,一方面,民法规范通过合理性判断嵌入本罪构成要素影响具体行为入罪;另一方面,引入比例原则将民事合法化事由转化为本罪出罪事由,重塑以“合理处理”为核心的出罪机制,将本罪出罪事由类型化。

虚假诉讼罪民刑衔接的程序完善

虚假诉讼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民事上的虚假诉讼转化为虚假诉讼罪,中间需要一定的程序衔接,但在衔接过程中并无统一的程序规制,案件的移送标准不一致、案件管理流程不完善等问题阻碍了打击虚假诉讼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在探究司法实践和现有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明晰虚假诉讼罪的两个保护法益之关系和实行行为的界定,以明确法院向侦查机关移送虚假诉讼案件的实体性审查标准、具体移送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进一步推动和完善虚假诉讼罪的司法适用。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探究——以民间借贷案件为例

不同部门法在功能、价值、目的上既有耦合又有差异,其冲突往往需要适用某些特定原则或习惯进行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作为一种典型的部门法冲突,此类案件如何处理一直都是学术界热切关注并渴望解决的难点问题。在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之中,民间借贷纠纷因其法律关系复杂、容易滋生刑事犯罪、对民众影响程度大等特点,成为民刑交叉案件的重点领域。受我国传统“重刑轻民”思想的影响,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往往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来解决此类案件,并逐步成为惯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权利保护的觉醒,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向“民刑并重”的方向转变。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民刑交叉案件中的侦查权控制

公权力为不正当目的的使用是一种污染源头的恶,它会直接破坏政府治理的正当根基,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侦查机关以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即是这种不合目的性公权力行为的典型表现,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民刑交叉案件。由于侦查权力的不受制约,民事纠纷当事人利用刑事侦查解决民事纠纷十分便利,另一方面侦查行为的相对人则救济无门。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要取消"先刑后民"的司法解释,确立民刑交叉案件的多种调处机制;其次,建立司法审查机构,在诉讼轨道内确立对侦查权的有效监督机制;最后,要在制度上给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控制和监督的动力和能力。

民刑交叉案件财产保全规则的衔接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上实现了和民事诉讼的进一步接轨,但是却忽视了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自身的缺陷及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问题。与此同时,民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缺陷并未得到改变,财产保全规则在其他民刑交叉案件中几乎无法有效适用。因此,未来应当从财产保全的功能、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及特殊性入手进行规则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的顺位规则研究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同时具有民事违法以及刑事违法双重属性,生态损害索赔诉讼与关联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模式处理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问题存在弊端,一方面不利于生态环境及时修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采用先民后刑模式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弊端,是处理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的最优方案,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环境行政与司法的联动机制,保障先民后刑模式的顺利施行。

民刑交叉案件中管辖权异议制度探析

民刑交叉案件中的管辖权异议,是指民刑交叉案件的当事人认为司法机关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其他司法机关管辖,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机关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依法继续审理该案的主张。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管辖权异议制度除了具有纠正司法机关不恰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提升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认可度等价值外,还具有平衡公益和私益、防止滥用诉讼程序、遏制司法活动"地方化"和"暴力化"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异议权主体、异议时间、异议形式与异议理由、异议的审查、异议的效力、异议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异议的裁决程序、异议裁判的效力等。与此同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应当构筑一个包括程序性措施和实体性措施在内的预防和规制滥用管辖异议权的制度体系。

网络融资的民刑交叉困境与抉择——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

P2P借贷作为网络融资的方式之一,不时行走于刑事犯罪的边缘,被害人群体的权益保护成为该类民刑交叉案件的聚焦点。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有必要厘清单个借贷行为与整体吸存行为的差别,区分借贷这一"双向维度"行为与诈骗这一"单向维度"行为,将涉刑合同效力按照涉嫌罪名的不同区分对待: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借贷合同应为有效,涉集资诈骗罪之借贷合同应为可撤销,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被害人应有权益的立体保护,这也是规范目的及公私界分视角所推演出的合理结论。同时,可以通过平台数据的监控预警为被害人利益之保护创设前置性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