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斗士、香闺佳人到贤妻良母——民初上海女性期刊读者定位的演变及分析

民初上海报业商业化及文化思想界新旧混杂状况塑造了其时女性期刊的多种面貌和对女性读者不同层面的身份定位。女性参政运动期间,女权运动精英创办的期刊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其女性读者定位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女权斗士。其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开始占据阅读市场,女性读者被定位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如何满足闺中女性的阅读欲成为报刊编辑实践的核心。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创办《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在市场获利和承担文化责任双重使命中取折中态度,以知识、技能、美德等为核心话语,女性读者身份定位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种对女性读者身份定位的不断变换凸显了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交织的语境中中国女性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游走于城市空间: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公共交往

晚清民初上海文人公共交往的最基本形式是结社,其目的除以文会友、切磋学问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由异质性人群组成的城市社会里,聚合同类、寻求归属、重构文人社群网络。文人的公共交往,往往从同类文人间的相互往来始,逐渐推衍为一种大社会性质的交往。文人的社会交往,通常借助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晚清上海私家园林的开放,为文人交往提供了关键性载体。文人在城市空间的游走,对近代文学生产与市民话语空间的开辟,具有重要影响。

民初上海清遗民之生计与交接

本文考察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一批避居上海的清遗民在民国之后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通过对遗老"生计"与"交接"的考察,本文探讨了洋场及以洋场为代表的现代都市、现代社会如何改写了遗民的生存方式与思想观念,但新的不适亦随洋场、或者说随着整个现代情境的展开而到来。洋场一面提供了新的遗民生存形式,但新式生存本身亦带来了与遗老之"孑遗想象"尖锐冲突的因素。遗民既依赖洋场生存,依赖在洋场中界定、言说并呈现自家的遗民性,但作为与此种"遗民性"本身异质的"言说场",洋场亦在同时不断质疑、吞噬着遗老们的各种"遗民想象"及其实施。由此,在日常生活与文学/文化/学术这两个层面之间苦苦挣扎的"遗民生存",就成为洋场与遗民、亦与整个"士文化"及"遗逸传统"不断对话、冲撞、磨合、相互销蚀与滋生、解构与重构的结果。

《申报》广告中的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以1912—1919年为例

《申报》是近代上海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广告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对民初《申报》广告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社会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明显融入了西方新元素,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呈现"中西融合,善恶并存"的局面。

论清末民初上海艺术市场的形成与海派绘画的“世俗性”

海派绘画是从清代中后期的文人画中蜕变出来的,但是由于其在整体生存语境上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特征,因此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文人画的新面貌。近代上海的艺术事业正是在工商业蓬勃发展之时逐渐兴盛起来的,这种新面貌指的就是近代上海在一种新兴的市场机制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的世俗化倾向以及艺术作品开始具有商品属性。

从山林到城市:民初清遗民之心态与上海书写

本文聚焦于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陈三立、郑孝胥等清遗民对自身心态与民国上海的文学书写。清遗民对遗逸传统的继承以及此传统在现代都市语境中的回响与变形,皆凝结在"独上高楼"这个意象之中。随着"终年高卧"与"常不下楼"成为遗老自述中富有典型意味的表达,上海也被划为"楼内"与"楼外"两个迥异的空间,而"楼"与"人"亦同时被象征化。如是,以"高卧"与"楼居"为其典型意象的整个群体的生存,也被仪式化了。

略论民初上海商民的抗税斗争

民初上海商民的抗税斗争，源于江苏省议会的以暂收货物税方法抵补裁厘议案的实施。由于开征货物税与裁厘并不同时进行，货物税的开征加重了上海商民的负担，从而引发了普遍反征货物税斗争。同时还因货物税征收方式主要以认捐包税制为主以及都督民政长突然宣布改认捐包税为散收，又引发了上海商民的反包税、反散收斗争。这一时期上海商民的抗税斗争．具有了新时代的一些明显特征。体现了近代商人所具有的一定的民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