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探究——评《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研究》

小说叙事需要依托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但是小说中的空间同样重要,小说中的一切故事都只发生于空间中。清末民初小说在对于发生在某一城市中的故事进行描述时,往往会有另一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形成“双城叙事”现象,尤其是以京沪两地为主。探究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对于了解文学史演进、理解小说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研究》一书立足于连接“文学”与“地理”的“文学空间”,从“文学空间”的“外层空间”进入“内层空间”,最后到文学史意义,重点探讨了空间与小说家都市体验、空间与小说中的文本空间、空间与小说空间叙事等内容。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一部富有学术意义和使用价值的工具书 推荐齐鲁书社版《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日本樽本照雄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已近三十年,对于中国近代小说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过<清末小说闲谈>(1983)、<清末小说论集>(1992)、<清末小说探索>(1998)等专著多种.再加上他主编的<清末小说>杂志和<清末小说通讯>,以及他编辑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在海内外学界颇有影响.

情感设想与叙述实践的悖谬——兼论民初小说中情感体验的三重境界

民初小说家由爱情人发展为爱国家的情感设想,在叙述中未能得到实现。从文本呈现的情感体验来看,情感主体越出了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陷于无法把控的境地;强烈的情感总是将他们引向悲情的处境,并导致了对情感的恐惧;在幻灭与漂泊中,情感最终被演绎为人性的原质,如同塞壬的歌声,是人类极度渴望却又不得不抵抗的诱惑。而正是情感设想和叙述实践的悖谬,提升了情感在民初小说中的独立价值,达成了启蒙的效果。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匡补

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了若干传奇杂剧、新剧、弹词、班本、话剧、翻译剧本等并不属小说的作品,还有若干并非清末民初时期作品的掺入,凡此均为此书之缺憾。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对这些误收作品的种类归属、版本流传及作者情况进行了简要考订说明,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史实材料和研究信息。

近代西化都市与传统帝都的鲜明对照——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北京、上海都市空间书写

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诸种信息的物质载体,也是人们阅读城市的首选场所。清末民初小说家对北京、上海两个都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对行走空间、休闲空间、社交空间的重点书写,不仅传达出京沪都市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的差异,也折射出作家对于京沪都市不同的空间感知和理解。

于畅谈风月之中,寓谐铎谲谏之意——“退中有进”的民初小说理论

小说理论、小说观念的调整是造成民初小说创作面貌迥异于清末的重要因素。表面上看,这一调整似乎只是传统小说观念的回潮,但它以世俗化、趣味化来调解清末小说的政治化、功利化,实则是走向世俗艺术的一种进步,也是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民初小说理论的转型期特征及其价值

民初文学以及民初小说理论所展示的渐进式变革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常态。我们在肯定"五四"文学激进变革的先锋形态的重要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和贬低民初小说理论作为常态形态的价值。它将小说纳入文学范畴并深入探讨其艺术特性,实现了民初小说理论从重视文学之用到关注文学之体的转型;它也给我们将一直困扰着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体用之辨"和"雅俗之争"问题拉开了序幕且展示出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民初的小说比较理论更具开端价值。这一切,在给我们展示了文学史的常态发展过程中观念和实践变革的努力的同时,也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进行了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上的准备。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论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以“哀情小说”、“倡门小说”为主

民国初年,伴随着社会转型,作家的主体意识发生变化,无论是自觉承担启蒙济世的的重任,还是对小说使命的认知,均与传统迥异。这种变化影响到小说创作,既产生了新的形象,也促使内蕴更新,凸显出人本意识;同时导致小说叙事特征的变革,限知叙事视角的引入、"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产生以及心理描写等叙事特征的嬗变,凸现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特质。

“伟大的传统”：《红楼梦》与清末民初小说

作为"伟大的传统",《红楼梦》对清末民初小说影响显著。"拟旧""翻新"之风中有《真假宝玉》《新石头记》,后者也是《红楼梦》最重要的一部现代续书。《林黛玉笔记》重写了《红楼梦》,《泪珠缘》是现代小说中仿写《红楼梦》最像的一部。而《广陵潮》宏大的历史视野、纷繁的世相描述,突破了《红楼梦》大家庭叙事的格局,但自叙传式的身世感慨依然剪不断与传统的情感牵连。这些作品与《红楼梦》的"像"与"不像"代表了传统至现代转捩过程中的一个面向,而写作这些作品的清末民初作家正是利维斯所言的"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他们的作品参与了传统的构建,也留下了深深的现代印痕。

清末民初小说撰稿者的署名问题

清末民初的小说撰稿者多用字号、笔名对作品进行署名,这不仅给读者及研究者造成了困扰,也使得对撰者的判定常常出现错误,如误以为"太常仙蝶"是陈蝶仙的别号,误以为尤玄甫与尤墨堂是两个人等等,同时还容易引起关于作品是否涉嫌"抄袭"的争议。随着小说撰者及小说产量的增多,对清末民初小说作者的随意署名就需要特别加以留意,这不仅有助于厘清作品归属、撰者姓字等基本史实,对于处理越来越重要的署名权、版权等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本土、异域、虚拟世界——清末民初小说的三重叙事空间

纵观清末民初的小说,可以看到其叙事空间方面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小说描写的国内本土空间的空前扩张;其次是小说广泛地拓展了国外异域空间;另外,小说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超现实的虚拟空间。这些精心设置和呈现的叙事空间,从文学史意义而言,不仅使得我国古代小说叙事空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入,而且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传统小说文体在民初的通变

古体小说在民初呈繁荣之势。笔记体小说大多沿随笔杂录与讲求实录的固有轨辙前行,部分作品出现与传奇体合流的趋向;稗官故事类和野史笔记类作品居于主流,具有消遣与补史功能。尊体意识下的传奇体小说以婚恋、侠义、神怪题材为主,讲求辞章结构,追求诗意美;破体意识下的作品拓展了新内涵,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和诗化、心理化特征。话本体小说以说话虚拟情境演述社会万象,充满世俗性、娱乐性和民间性;体式上变异很大,其抒情、评判的个人化与新体白话短篇小说日渐趋同,“说话人”隐形成为必然。白话章回体小说面向市民写作,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在语言、题材、适应报刊及类型化等方面呈现新变;文言章回体分诗骈化与古文化两类,其文体风格与主题题材相得益彰,变白话章回体的情节中心为写人中心。在遭到“五四”新文学家批判后,诸种古体小说或黯然退场,或顶风坚守。历史证明,民初古体小说的守正出新为避免与阻挡中国小说文体的“全盘西化”起到过重要作用。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意识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可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 ;其悲剧意识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氛围和故事结局之中 ;民初言情小说悲剧意识的产生既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美学追求有关 。

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重读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大都以悲剧告终,其原因涉及人物命运、性格及社会根源,多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情爱世界的悲情波澜。小说无论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还是对情理冲突的揭示,抑或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无奈,都有知识者对情的自我言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五四"灵的文学"的先导。

另一种“双城”:清末民初上海叙事中的租界与华界

晚清上海书写常被认为等同于上海租界书写,但通过细读《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歇浦潮》等晚清民初重要长篇文本则发现,存在感微弱、描写比例较低的华界,事实上是晚清上海叙述的重要构成。租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景观,是在与毗邻华界触目惊心的比照中呈现出来的;华界与租界的司法空隙滋生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又往往是在华界空间获得文字惩罚和道德弥补。华界与租界并存的“双城”空间叙述,制造了晚清上海故事的传奇性,也酝酿了上海都市的现代性反思。1914年上海城墙的拆除,使得华租双重空间叙述逐渐淡化,随着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成熟和第一代上海人的自我认同逐渐形成,作为一种都市小说的“海派叙述”也逐渐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