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梁启超《庸言报》融入民初政治的路径研究

《庸言报》是梁启超归国后所办的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在民初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在《庸言报》发表各类文章50余篇,利用该报凝聚政治共识、制造舆论声势、组织政治势力,深度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活动版图中,彰显了报纸媒体在民初政坛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梁启超借助现代媒体实现了入阁目标,《庸言报》的目标得以变现,其命运也随即走向衰落,沉入历史的故纸堆。梁启超《庸言报》融入民初政治的历史,显示了近代中国报纸嵌入政治生活的特质,揭示了近代中国报纸与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

民初政治与黄远生的法治思想

黄远生善于撰写新闻通讯,被誉为“报界奇才”。《远生遗著》是其新闻通讯的结晶,它堪称民初政治斗争的实录。通过对其解读,可以使我们看出民初政治的轮廓和黄远生所持的法治思想。民初政治与黄远生的法治思想有融合和冲突的一面,从而导致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立场。

身在民国,心恋亡清──从陆荣廷看民初政治

陆荣廷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在辛亥革命时被迫“附和共和”。所以，他在思想感情上对亡清与废帝溥仪是艰舍难分的。从辛亥革命以至护国、护法，他的思想言行十分矛盾复杂。这种“身在民国，心恋亡清”的矛盾表现，并非陆荣廷所独有，而是许多被迫转向的清朝封疆大吏的“通病”。他们植根于封建经济，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扶持而割据一方，自成派系。民国初年的政坛纷扰，民主政治的举步维艰，无不与此有关。因此，反帝反封成了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民初政治的特殊视角及其影响——兼论"三个代表"对无产阶级进步性的新定位

民初政治的失败,引起一系列反思,不同的反思在历史上留下不同的轨迹。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的特殊视角,在造就其革命理论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重大偏差,造成历史发展的曲折。今天的改革是历史逻辑的回归,是要完成前人未竞之事业。只有将革命理论和改革开放置于历史逻辑之中,才不至于偏离历史的方向。

梁启超与民初政治

在近代中国政治的社会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929年去世,在这个充满着动荡和变化的时代里,站在上层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立场上,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政治的困境——以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与宋教仁对如何实现共和政治有着不同的设计,其要点是需要一段时间革命党独揽大权还是立即实行民主宪政;是权力比较集中的总统制还是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由于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现实,孙中山和宋教仁的设计都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建立陷入困境。

“建设必自人民始”:从“立础”视角看民初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经历了维护共和的种种努力和失败后,对于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从维护民国体制、护"国"、护"法"转向摆脱既有体制、重归本来理想,重视"训政"、地方自治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将建设民主的依靠力量转向人民,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社会的基础,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绝对权力的虚置:民初政治中的主权与统治权问题

在中华民国统治权的来源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官僚派有过激烈交锋,反映了两股政治势力围绕中华民国政权正当性问题的斗争。孙中山认为民国的统治权是人民创建的,而袁世凯则认为他对民国的统治权是因袭了清朝的君权。有关民国政权正当性的这两种理论反映了中华民国特殊的建国过程,而人民创建论无疑是当时的主流理论,其核心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不过人民主权论在把人民奉为主人的同时,还面临如何把人民变回被统治者的问题。民初政治思想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权与统治权分开,更多地从财产权的角度去理解主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卢梭与洛克的人民主权论。但是民初的人民主权只是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人民不仅不能亲自行使主权,一度代替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也被迫解散。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几年前,笔者在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课题时,曾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演变为'内外皆轻',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或修正了自罗尔纲先生以来所谓'内轻外重'权力格局说。'内外皆轻'说的提出,在学界引起了某些关注。孙燕京教授曾撰文鼓励并提出质疑,促使笔者继续思考,深感有必要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内外皆轻'含义再释所谓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核心意涵,具体涉及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

民初政治小说《极乐地》的文学史意义

鲁哀鸣的《极乐地》是民初政治小说中的杰作,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极乐地》把近代政治小说中的理想叙事推到了"主义"化的新阶段;第二,《极乐地》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造了清末政治小说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叙事模式,建立起运用思想理论来处理现实的传统,对后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启示作用;第三,《极乐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充满悖论,既有强烈批判,也有悄然借鉴,这既有别于清末作家的立场,也不同于革命文学家的态度。总体而言,《极乐地》无论叙事模式,还是问题立场,抑或是文化态度,均蚀刻着近代政治小说运行的轨迹,是近代政治小说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标识物。

沈秉堃进京竞逐内阁与民初政争风潮

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宪派等各方力量妥协接纳的可能性,从而转化为竞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资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选举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继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人选等政治争斗的急风险浪。其先是沦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密议的牺牲品,再则因由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而败北,并潜在关联黄兴提议全体国务员入党问题。继而袁世凯“欲擒故纵”,嗾使京师军警界等各方坚请由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导致沈秉堃接连挫败。袁世凯纵横捭阖于各党各派领袖之间,成为最大政治赢家。沈秉堃进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争错综交织的派系图谱。

黎元洪为何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吃得开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是首义之城,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非常重视,又是挖掘辛亥革命文物,又是修补古迹,又是建纪念塔,又是圈公园,据说总的投资超过二百个亿。黎元洪墓被当地媒体报道出来,说是何等的破落不堪。很快,政府相关部门站出来说,将花数千万元大手笔修缮黎元洪墓,扩大墓园规模,使该园成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要纪念场所。

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

汤化龙和孙洪伊同为进步党中坚,自1909年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十年。随着袁世凯集权活动的升级,二人在反袁态度上产生重大分歧。护国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反袁的契机下,孙洪伊与国民党日相接近,政见亦渐趋一致,与汤化龙等人开始貌合神离。战后,孙、汤发表不党宣言,进步党势力一分为三。彼时孙取联合孙中山与直系以制段的策略,汤则取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的路径,政治变革路线的不同选择导致二人在国会重开后变为政敌。嗣后,汤、孙及其追随者因府院之争矛盾和误解加深,间或有意气用事,以至双方在国会中势同水火,既恶化了二人的私交,也影响了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成为研究系日后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原因之一。汤、孙分歧、分裂与交恶之历程,反映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稳健与激进之别,而这一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民初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以个人与派系之争为重要变数的困境。

民初民主党述略

政党活动是民初政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已为治民初政治史者所注意。民初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都有专文论列,惟对同为民初重要政党之一的民主党,系统的考察尚付厥如。本文依据民初报章资料,对民初民主党的形成、活动及其归宿作一述略,勉为补缺。

试析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脆性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权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主导、协调、稳定和秩序整合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超大规模的社会状况,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家领导力量严重衰败和国家严重分裂的两大危机,使得政治权威获得的意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因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稳定、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然而,中央权威在民国初期一直处于不断式微、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民初共和政治的脆性,而民初宪政框架中所存在的结构张力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引发了中央权力严重的内部流散,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的断裂和危机。

浅析明清督抚制度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

督抚制度是在明清两代形成的地方政治体制,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刺史制度、节度使制度等都存在渊源关系。明代的总督制度形成于成化年间,其特征是跨省设置,总领一方。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变局中,地方督抚的权力日益膨胀,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掌握北洋新军实权,在直隶总督职位上做强的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之机终结了清王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督抚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督抚体制,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发展路径,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北迁都之争中的民初南京临时参议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成立了中央临时政府,标志着民国的正式建立。同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袁世凯通电南京方面赞成共和。次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时提出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议案。然而这一提议在临时参议院审议时却一波三折,否定–同意–再否定。本文通过历史学和法学相关知识理论,梳理和讨论南北迁都之争在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前后的一些程序及细节问题,可以看到关键时刻制度转型的艰难。

吴世荣与华侨联合会

华侨联合会是由归国华侨建立的一个联络五大洲中国侨民的民间组织,也是华侨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组织。华侨联合会成立于辛亥革命之后,它在推动民初政治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的近代化以及维护华侨利益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该联合会发起人之一是马来西亚华侨吴世荣。

沟通政治与社会:从大历史看民初孙中山的建设主张

辛亥革命初步建立起现代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奠定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基础，仍是中国步入现代国家并真正巩固现代上层政治的必需。卸任临时大总统至二次革命前，孙中山作为在野的政治人物，其言行显示了培植共和社会基础的努力。孙中山将眼光转向民众，提升民众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能力和素质；鼓励实业、发展交通，为现代政治提供社会的大生产的经济基础；倡导社会建设，发展地方自治，寻求实现现代政治的有效途径。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孙中山是当时中国一流政治人物中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其建设主张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