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仰与民初政潮

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的近代爱国名僧黄宗仰,从参加张园拒俄集会,到绘图纪念庚子国耻;从发起中国教育会,组建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到结缘《苏报》,所言所行充分表现了他满腔的忧时之心、爱国之情和济世之志。他与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声气相通,交相援引,成为沪上新学界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面对民初革命党队伍日趋严重的分裂局面、窘迫的财政困境,以及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风潮,黄宗仰因事因人,契机契理,以接连不断的时评政论,呼吁维护革命党人的团结协作,倡导劝募国民捐以抵制对外借债,直斥袁世凯独裁专制,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表达了力图维护共和制度、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真诚愿望,也标志了他应机而化的思想跨入了又著新色的阶段。

黎元洪离鄂驻京与民初政潮之探赜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特以邀约副总统黎元洪进京议政为名,将之调离湖北大本营而置于肘下。离鄂进京前夜,黎元洪与袁世凯展开了多个回合的过招,但周旋多日后,因由政局形势的变化而博弈败北,被迫在秘密神速的情境下仓促北上。黎元洪解除湖北都督一职,引发了京鄂之间政界的人事代谢与权势分野。入京后,黎元洪幽居灜台一度失却了在政界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当了袁世凯意志裹挟下的政治道具。其在政治会议、解散国会、改行总统制等问题上的发声,颇系一种无奈的附从。至于黎元洪辞卸进步党理事长及脱党之举,既是一种因应政局的政治妥协,背后还与梁士诒及其公民党的隐秘操纵不无关联,此为日后民初政潮的走向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