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

"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国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ADR制度对完善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启示

ADR制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后因其具有快捷、低成本、减少对抗、保密等特点盛行于世界许多国家。ADR的主要模式为协商、调解、仲裁、小型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判。建立多元的、赋予当事人更多选择权的多种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

试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是受案法院和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法律体系下相互左右的结果。争议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争议案件的各环节及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关争议案件性质及诉因的识别、管辖权的确定、准据法的指引以及外国法的查明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联系为出发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相关活动进行中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与发展,此类矛盾数量将日益增加。我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国,预计加入该公约。本文根据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综合分析,提出更加适用的围绕调解这一手段展开的争端解决方案,对于加入《新加坡公约》继续予以考量,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且能为国际社会的类同民商事争议得道更好地解决提供路径和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事人之间已经产生大量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此类争议会日益增多。然而,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间现有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诉讼解决方面双边途径还不畅通,多边机制尚不健全,沿线国家国内法律制度复杂多样,不便于当事人了解。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应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此类争议,并逐步通过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更多双边条约、以及主动提议创建多边机制的方式,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拓宽涉台民商事争议解决渠道 刘泓代表民盟福建省委会发言

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涉台民商事争议也必然增多。在化解方式中,调解与仲裁的冲突性和对抗性较低,对双方关系的损害也较小。因此,要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从促进两岸深度融合角度出发,应尽可能采取调解和仲裁等争议化解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基于深圳前海法院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015—2020年深圳前海法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系统性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并据此对大湾区跨境法律争端中的国际私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显示,以前海法院为代表的大湾区境内司法机构在国际私法领域丰富多元的审判实践经验,为构建大湾区跨境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各级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针对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民商事争议在国际私法领域依然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本研究建议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司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完善域外法查明体系以及保障域外法适用、合理充分行使管辖权、加强民商事案件跨境司法协助等进路,打造大湾区法治高地,为大湾区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谈谈民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我国民商事仲裁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民商事仲裁机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舞台上,应当以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去发挥作用,是社会(中介)组织,是企业,还是执法部门?目前我们的仲裁工作在发展的道路上是否存在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这些问题对于相当一部分民商事仲裁机构而言,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认识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影响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值得法律界、经济界、仲裁界人士乃至政府相关人士认真思考。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商事仲裁工作的意见

台政办发[2016]111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为加快法治台州建设,充分发挥仲裁在解决民商事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符合仲裁规律和我市市情的仲裁工作机制,完善我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体系,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民商事仲裁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浅议中国的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新中国商事仲裁受当时深厚的计划行政思想制约,缺乏独立发展的空间,一直处在低迷的状态。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确立了仲裁条款、仲裁机构、商事仲裁三者独立的原则,为中国商事仲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商事仲裁依然存在着仲裁类型单一、仲裁机构独立性受到侵害等不足。建议在对相关法规进行修订时,应增加临时仲裁的规定,并增加保护仲裁机构独立性的具体措施。

一、国际民事诉讼和跨国法律合作专题

栏首语:中国现有的国际民事诉讼制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1年正式立法。3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迅速提升,国际民商事交往也越来越密集和频繁,但作为规制跨国民商事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的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则未能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论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条约的事实及法律基础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裁判中,适用条约的事实基础是争议具有"涉外因素",而法律基础则是条约本身的私法性和我国国内立法中对国际条约适用条件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近年来的裁判实践表明,不同法院在认定条约适用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上存在一定的认识差异。国内宪法条款的缺失、部门立法中关于条约适用的规定过于慎重,以及立法上缺乏该事项的一般性规定是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破除条约适用的"模糊战略",在宪法中制定相关规则,在部门立法中对条约适用规则予以完善,并积极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作用,以实现对上述问题的解决。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比较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并行的两种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制度,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亦存在着很多差异。为了厘清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两者的联系、区别及其冲突与协调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应对外国禁诉令的实证研究

国家对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扩张性管辖导致国际平行程序的频繁发生,英美法系国家往往会以禁诉令的形式应对平行程序问题。外国禁诉令不仅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也间接地干涉了中国法院的司法主权。本文从法院和当事人两个角度出发,梳理评析中国应对禁诉令的典型案例,从而探寻以何种应对方式才能更有效地保护中国的司法主权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试探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内在价值

在我国由于法律思维、法律传统并由此而映射至立法上的特殊影响,致使人们未给予临时仲裁应有的关注。从仲裁制度的起源、性质、社会作用、本身特质来看,临时仲裁都是极具内在价值的。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我国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及早建立临时仲裁制度非常必要。

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之研究

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ADR)是目前西方国家热门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方法,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到了全面兴起ADR的时候,从分析国外ADR兴起的背景和已经使用的方式入手,论述了我国发展和完善ADR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国外的经验出发指出了完善有中国特色的ADR的相关建议。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若干法律思考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的大战略和中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以及法律的保障。为此,我们需要对沿线国家法律进行研究,这既是推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海外利益保护的需要。从私法层面进行“一带一路”法律研究时,应开展国别法和区域法研究,探讨区域私法统一问题,探索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机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集中国内法律研究资源,协同创新,攻关“一带一路”法律研究;联合国际上的研究力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积极发挥“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中的国际合作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主导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法律统一;加强法学教育交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法律人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ODR机制的构建

起源于ADR的传统ODR机制下并不包含法院内在线解纷程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狭义的程序范围限定已不能再满足争议解决的实际需要。而今,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背景下,有必要在新的ODR程序内涵设定下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跨境ODR机制构建,以有效处理日益增长的丝路跨境民商事纠纷。但丝路跨境ODR机制的构建又面临着约束性法律依据欠缺、已有跨境ODR平台建设水平不足、多元化解纷程序协调对接不畅等障碍和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加紧推动相关约束性国际与国内法律政策制定”“推进国际化、多元化的‘丝路ODR'平台建设”“推动以司法解决为最终程序的协调对接制度建设”等措施予以推动,以最终构建出能够惠及全体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多元化跨境解纷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9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已经2019年7月30日市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8月20日起施行.市长应勇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9号公布)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了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间接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及中国的模式选择

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是两种最主要的争议解决方式。然而,法院判决能否像仲裁裁决那样全球流通,自1992年来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判决全球流通的障碍之一便是如何审查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原审法院)的管辖权。